答某師書

某某慧鑒：自稱意見是很淺薄的，誠然是很淺薄的！然馬說固不無片面理由，佛出印度以三衣一缽奠定僧團生活，而錫、緬、暹且相承至今，而入西藏則另成西藏樣式，入日本則另成日本樣式，在中國至唐、宋亦不得不變成開山力田的禪寺，乃至迄今末流不得不群趨於應赴經懺一途，豈非在在可以證明佛教也是生產關係的一種麼！惟核之「萬有因緣生」的佛法，則——馬說——與黑格爾之說，都不過據一方面的增上緣為執偏以概全之謬見。余往講緣成史觀，曾對破之。即如所謂「人類獲得新的生產力的時候」，此新的生產力是什麼？又怎樣獲得？豈應不再加思索，遽據以推斷一切！你向來頗好文藝，而於佛法勝義未研究深入，對一般哲學與各種社會學益鮮探涉，偶及馬說，故亦同一般淺薄少年的驟然傾向。其實近人的文化社會學亦遠勝馬氏之說，況於佛法之所明耶？為佛教徒而不信奉佛法為根本的、至極的、唯一的思想標準，則所謂破見，較之毀戒尤甚，直可捨佛而去，何用更自居佛徒而以改教制為言耶？余光、宣以來，即好泛覽各種經濟、政治學說，及各種社會主義書籍，對中、印、希、歐各家哲學亦好探究較擇之，無有逮於佛法之圓澈者。雖所著真現實論尚未完成，而關於社會學則自由史觀已可見其綱領。要言之，佛法明因緣生法，尤其因緣生法則中的業報法則，實為佛教最根本的亦最究竟的信念所在。此而不信，即無所謂佛教，更何所用其為住持佛教的僧寺而謀適應改更！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佛教，曾與日本整個生產的和文化的各種社會組織發生縝密的有力的聯繫，但過於遷就苟求生存發達而漸失佛教的真實性。余民四前，揆度我國將成一歐、美式的民主國，故作整理僧伽制度論，為適應之建設。然以國內軍閥割據，政變迭生，及歐戰後俄國革命成，形勢異前，迨民十六遂適應改為僧制今論。民二十後，外感世界經濟大恐慌，內覺中國佛教會無由有全國之健全組織，另為建僧大綱之擬議。今更縮為先建一菩薩學處。皆因中國經濟、政治尚無一確定之趨向，不能如近代日本佛教與整個經濟政治文化成就聯繫的功效。然其屢變皆與整個中國相呼應而起，且皆從佛教根本信念流出。惜乎你等都不能深切注意研究及此，輕易看過，致新進後生亦漫不經心而妄生訾議！要之、佛教必須從根本信念上立起，從有根本信念的廣大信眾上增進成立住持佛教的僧眾，則縱為適應生存環境，變更僧制，甚而退出僧眾，亦必仍為佛教之信眾；否則、但為個人或一群人生活求出路，別無超俗向上之意義，存佛教之名而無佛教之實，又烏用是佛教僧寺為哉？願你與諸友生同體究之！太虛特復。二八年四月三日。

（見海刊二十卷三四五六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