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學源流略講

附錄

談南傳的佛滅年代

現今南方上座部佛教通用的佛滅紀元,基本上以佛滅於公元前五四四年計算。這一佛滅年代說,從我國佛教歷史文獻上看,並不是太生疏的。早在一千三百餘年前,玄奘遊印歸國,便已傳來了有關的說法,並還相當重視——這就是《慈恩傳》卷三所載玄奘在拘尸那地方聽到的四種佛滅年紀的第一種。

傳文說:「自(佛)涅槃以來,或云千二百歲,或千三百,或千五百,或云過九百未滿千年。」在這裏四說平列,好像無所軒輊,其實放在第一位的千二百年說法是玄奘認為比較可信的。因而那時親近他的道宣、道世兩位受到了啟發,在他們的著述裏,都曾想依據這一說法試算出佛滅以來精確的年數。像道宣的《釋迦方志》卷上便記載他計算的結果說:「至今貞觀二十年則經一千二百一十二年矣,此依菩提寺石柱記也。」道世的《法苑珠林》卷二十九又舉出另一種算法說:「至今龍朔三年則經一千二百年,此依菩提寺石柱記也。」

我們首先從道宣、道世兩家特別聲明奘傳第一種佛滅年紀出於菩提寺石柱所記的一點,明白了這年紀的地方性。菩提寺就是印度摩揭陀國的摩訶普提僧伽藍。依據《西域記》卷八和《法苑珠林》卷二十九所引《王玄策行傳》,這僧伽藍是公元第四世紀中師子國王功德雲施款建築,作為他國內僧人來此展敬聖跡時住宿之所。那伽藍裏後來有了關於佛滅年代的石刻,當然是採用南方所說,自不待言。

其次,我們從兩家算出的年數不一致這點看,又理解到奘傳所說千二百年,原來不能照字面講,以為玄奘得著年紀之年,便恰恰滿了二百的整數,另外有它術語性的意義。依照印度佛教史家用佛滅紀元的慣例,都是以每一百年為一紀來計算。譬如從佛滅後一年到一百年,即用術語稱為「第一『個』百年」,漢文翻譯也略稱為一百年。又從佛滅後一百〇一年到二百年,術語稱為「第二百年」,漢譯略稱二百年。以下類推。奘傳千二百年一語,正是這樣用法,它只表示那時為佛滅後第十二個百年,並未指出確定的數字。由此,道宣和道世才會同樣地依據它卻算出了不同的年數。——在這裏道宣誤解了奘說,以為玄奘到拘尸那之年即貞觀八年恰當佛滅後千二百歲,所以在貞觀二十年計算便加上了十二年。那時筆受撰述《西域記》的辨機也有同樣誤會,以為撰記那年已超過千二百之數,就寫作「自佛涅槃,諸部異議,或云千二百餘年」,其實這個「餘」字是不應該加上的。

那麼,菩提寺石柱所記佛滅相當於公元何年呢?或者就依道世算法,以玄奘到拘尸那的貞觀八年為佛滅後千一百七十一年推算上去可不可以呢?我們以為這一數字的來源還欠明瞭,不忙輕信,要解決問題只有另尋線索。恰好,西藏的文獻裏便存在著極重要的資料可供應用,據布敦的《善逝教法史》(bdegcege choe-hbyung)說,在公元十三世紀之初,喀切班禪釋迦師利曾傳入一種佛滅年代於西藏,以為當那時丁卯年(公元一二〇七年)佛滅已過去了一千七百五十年,這樣上推佛滅年代為公元前五四四的丁巳年(但在西藏史家用藏歷推算常作為公元前五四五的丙辰年)。當時薩迦班禪就指出這一年紀發源於大菩提寺。他並還提到,這是從前尊成就主和作福主兄弟倆發願為菩提寺造像而感得栴檀瑞像,纔特別記下了當時佛滅已過了若干年,後來印度、迦濕彌羅、尼泊爾等地學者都信用了它為佛滅年紀(但在薩迦班禪本人卻批評它計算錯誤,難以置信;詳見《善逝教法史》英譯本 History of Buddhism by Bu-ston, Part 11. P. 107)。我們以此說對勘《王玄策行傳》(《法苑珠林》二十九所引)記載的菩提瑞像緣起,正是大同小異,出於一源。從而可知當時菩提寺銘刻的佛滅年代即公元前五四四年的那一種,而玄奘在印所得第一佛滅年紀也就是它。現在試以玄奘到拘尸那的一年公元六三四年的數字結合起來計算,那年是佛滅已過一千一百七十七年,所以傳說為第十二個百年即千二百年,恰恰合式。

由於西藏的歷史文獻證明了玄奘所傳菩提寺石柱的佛滅年代即公元前五四四年,而此一年代又就是南傳之說,所以我們說它早就傳來了我國,只沒有留下明確的年數而已。

在此之外,還有較早的一種南傳佛滅年代說,也傳播了過來,那便是蕭齊永明七年(公元四八九年)僧迦跋陀羅所傳的「眾聖點記」(見《出三藏記集》卷十一、《歷代三寶記》卷十一)。其說隨著《善見律毗婆沙》的翻譯而流傳,又依了律藏末尾的加點而計數。《善見律毗婆沙》早經刊定為南傳律藏釋論(即覺音所著 Samanta-Pasadika)的抄譯,譯家又稟受南方律師的傳承,附帶傳來的佛滅年紀是當時南方通行之說更毫無疑義。依那年紀推算,佛滅於公元前四八六年。《善見律毗婆沙》說及阿育王在佛滅後二百一十九年灌頂即位,近人用佛典以外的獨立史料考定它最下限為公元前二六八年(這是依照阿育王即位後十一年遣使所到的西方各國國王同時在位年代而考出)。現在另用佛滅四八六年說來計算阿育即位之年,如合符節地也是公元前二六八年。因此,這一年紀比較起其他各種來,歷史的正確性最高,我們也給以最大的信用。今人雖也有對於從佛滅到阿育王即位中間為二一八年那一數字表示懷疑(這是誤會此數為南方臆造,其實乃中印、北印關於那時一段時距記憶的普遍反映),但並不能否定「點記」本身的價值。

兩相比較說來,「眾聖點記」可稱南傳舊說,而五四四年紀為新說,這新舊的遞嬗是在何時呢?近人研究斯里蘭卡史籍的像蓋伊格氏(W. Geiger)也曾想解決這一問題。在他英譯《大史》的序言裏,以為斯里蘭卡流行五四四年紀開始於公元十一世紀中間,而在其前是一向遵行從佛滅二一九年阿育即位一論據推出的公元前四八三佛滅年紀(用「點記」的數字計算即是四八六年紀;參照 The great chronicle of ceylonintrod, PPXXVIIIXXX)。他這一說,未免粗疏。他沒有注意到在我國東晉義熙年間到過斯里蘭卡的法顯就另外傳來當時流行的一種佛滅年紀,以義熙七年(公元四一一年)為佛滅以來的千四百九十七年,由此上推佛滅於公元前一〇八六年(見《歷遊天竺記》,此說大概是用佛教史家的加倍計年法,實際折半,佛滅於公元前三三八年,這和玄奘所傳第四種佛滅年紀相符)。可見在南傳新舊兩種佛滅年紀的中間,至少還夾雜著這一說。

不過在「點記」和五四四年紀在年數的計算上雖有參差,而其間不無脈絡相通之處,還是可以尋究的。他們計年的差數大體是六十年,這便透露了一點消息,兩種年紀的轉變,也許和印度歷法用木星紀年(Vrihaspati Chakra)以六十年為一周的計算方法有關。假使一個年代的周期沒有掌握得準確,一差違便上下了六十年。這在我國佛教史籍裏,用甲子紀年計算時,有時就會遇到這樣的錯誤。譬如,宗客巴誕生於丁酉年,這本是元代至正十七年的丁酉(公元一三五七年),卻也有人沒弄清第幾個甲子,便以為是明代永樂十五年的丁酉(公元一四一七年),為此就有六十年的出入。從「點記」的佛滅於公元前四八六年差錯一周為前五四六,再移動一、二年而轉成前五四四年,事實上是很有可能的,特別是佛滅年紀這一類容易變動的計算。將來如從這一方面深入研究,南傳新舊異說中間的真正關係,或者能徹底明瞭也未可知,現在且不加討論。

從東晉以來,我國佛教和南傳佛教交涉日繁而內容愈見豐富,連帶著保存有用的史料也不少。現在我們以隨喜南傳佛教的佛滅紀元二千五百年盛大紀念之故,談到年代問題,舉出一些傳播變遷的往事因緣,借以見兩方間正在發展的友誼早就有了深厚的基礎,這應該是很有意義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