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四十二章經抄出的年代

佛教在漢明帝永平八年（公元六五年）以前就已傳入我國內地，但其初曾否翻譯經典，現在卻很難稽考了。西晉以來，由漢明求法故事的發展而有了最初譯出《四十二章經》的傳說，流行至今，雖屢經學者考證它的虛構，而一般人仍然信以為真。因此，這一有關中國佛教歷史的《四十二章經》年代的問題仍有深入探討的必要。在這裏，且來簡單地說一說我們對此問題的看法。

預先要說清楚的，在梁代之前出現的《四十二章經》始終只有一本，即是僧佑《出三藏記集》（卷二）著錄的一本，也就是現存各種宋版藏經所收的本。這對後來屢經改竄的各本而言，可以稱為「原本」。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卷五）記載有支謙重譯的《四十二章經》，說是見於《別錄》，又說它和摩騰所譯的小異，這些都是長房玩弄的玄虛。不用講《別錄》裏所有支謙譯本都已被僧佑收入《出三藏記集》更無遺漏，而且在長房當時明明只存所謂支謙譯的一本（見《歷代三寶記》卷十四《小乘經入藏目》），又何從作此比較？這正同長房也說支謙所譯《賴吒和羅經》是第二出，和支曜譯本小異，而根本就沒有支譯一樣的憑空結撰，不可置信。

從原本《四十二章經》的體裁上看，它的確是種經抄，它所從出的大部又是何經呢？這看它各段都只短短的幾句，稱之「章」，又各段開頭常常加上「佛言」字樣，則和支謙譯本《法句經》以頌為章且說是「撰集佛言」的形式十分相似，就很容易明白那大部應該是《法句經》的一類。我們再用《法句經》的各種漢譯本來對照，又發現《四十二章經》整整三分之二都同於《法句》（參照文末附錄的對照表），就稱他為「法句經抄」也決不會有多大的錯誤。

明白了《四十二章經》的性質以後，它的年代問題就比較容易解決。先從它依據的《法句經》梵本說起。《法句》梵本原有略中廣三類，這當於支謙《法句經序》所說的五百偈、七百偈、九百偈（後來更發展為一千偈以至一千五百偈）。五百偈是原型，其餘則經過法救改訂而為各部派採用之後多多少少加以變化了的。法救改訂本的特徵最顯著的是補充內容而增加了品目（原有二十六品，改訂後加到三十三品乃至三十九品），其次則「錄其本起，集而為解」（僧叡《出曜經序》語）成了「譬喻」的體裁。現在從對照表上看，《四十二章經》所據的《法句》就具備這些特徵（如表中一、二、四、一三、一七、二五、二六各項都出於增加的新品，一七、二一兩項更屬於本起之類），足見其為法救的改訂本無疑。法救和迦膩色迦王同時，活動於公元第二世紀中葉，經他改訂過的《法句》傳來漢土，至早也應在漢靈帝的末年了。

《四十二章經》之為經抄，並非印度現成的結構，而是從一種漢譯《法句經》隨意抄了出來，所以顯得那樣凌亂、疏漏，毫無印度著述所常有的精嚴風格（這像《瑜伽師地論》卷十八、十九所收《法句經》二十八頌節本，便是結構整然，迥不相同）。從前有那一種《法句》的譯本存在，可以由《法句經序》所說而知。序說「近世葛氏傳七百偈，偈文致深，譯人出之，頗使其渾漫」。這表明了距離維祇難譯出五百偈本不遠的漢末，曾經有過改訂本《法句經》的翻譯，而它的譯文渾漫正是通過《四十二章經》所能見到的面目。像它用散文改譯頌句，使人迷離莫辨，又隨處敷衍解釋，這非渾漫而何？至於葛氏其人，名字雖不見經傳，但很可能是曇果。這不僅「葛」「果」兩字聲音相近，並且曇果為漢末唯一傳來法藏部經本的人（他所傳《修行本起經》即是法藏部本），而從《四十二章經》上見得那部《法句經》所有的部派特徵（如第八章所表現的「佈施依施者得清淨」，又第九章所表現的「施佛果大」等），恰恰證明它正是法藏部的傳本。

至於從漢譯《法句經》抄出《四十二章經》的年代，這可在經錄上找到線索。僧佑《出三藏記集》卷二說《四十二章經》最初見於「舊錄」。此錄在《出三藏記集》中引用極多，而又對道安經錄特稱舊錄，應該是安錄以前最流行的一種。再看它記載的譯籍只到晉成帝末所抄集的《譬喻經》為止，又特別著錄竺叔蘭的譯經《首楞嚴》二卷，這和《高僧傳》卷四所說支敏度於晉成帝時著譯經錄流行於世，以及蘭譯《首楞嚴》僅見於支敏度《合首楞嚴經記》等事實相符合，可以斷言舊錄即是支敏度的《經論都錄》。由此限定《四十二章經》抄出的最低年代不得遲於支錄著成之年，即成帝末年（公元三四二年）。又關於漢明求法故事的最初記載，現在見得到的是晉惠帝時王浮《老子化胡經》中間所引的一段，但是它並沒有提到《四十二章經》，經抄當在後出，所以它最上的年限不能超過惠帝末年（公元三〇六年）。就在這短短三十幾年中間（公元三〇六～三四二年），有法炬等《法句譬諭經》的新譯，它也帶著抄譯的性質。此時會有《四十二章經》的抄出，無疑的是受到它的啟發。至於經抄作為漢明求得的第一部經典，這大概是從《法句經序》所說「其在天竺，始進業者不學法句謂之越序，此乃始進者之鴻漸，深入者之奧藏」這樣的認識而來的吧。當然，這中間也有矯正《化胡經》中「寫經六十萬五千言」那種誇大其辭難以取信的用意。

舊錄記載《四十二章經》特別加上「孝明皇帝」四個字，這說明經抄初出就有了聲明來歷的那篇經序（見《出三藏記集》卷五）。但序文開頭說「昔漢孝明皇帝」著了一個「漢」字，也無意間告訴人抄出時代之晚。舊錄在《四十二章經》之外還記載有《五十二章經》，這也是舊譯《法句經》的一部分，梁代雖說缺本（見《出三藏記集》卷四），但現今卻在《處處經》裏面發現了它。用來和《四十二章經》一比較，可見經抄當時就已做了一些修辭的工夫，所以使人讀了會有「辭句可觀」不似漢譯的感覺。

我們對於《四十二章經》年代問題的推究即到此為止，另外，連帶著兩個問題還須略加解釋：其一，漢恒帝延熹九年（公元一六六年）襄楷上疏裏有「浮屠不三宿桑下」、「天神遺以好女」兩段，和《四十二章經》第二章，第二十四章很相像，似乎經抄早就有了，但事實卻不然。襄疏兩段的意義並不完全和經抄相符，只是異常類似，而從此類似上也只見到它們有同出一源的關係而已。《法句經》的素材主要取自《增一阿含》，襄疏那兩段也出於《增一阿含》（參照秦譯本卷六、卷四十一）。在襄楷上疏時安世高就已有了《增一阿含百六十章》的譯本，所以疏文可以別有出處，而不必依賴《四十二章經》。其二，自序稱漢末所著的《牟子理惑論》就已提到《四十二章經》，似乎經抄早應有了，但事實也不然。《牟子》一書的年代問題雖尚有討論的餘地，我們卻很贊同一些學者已有的比較公平的看法。這就是，從《牟子》的自序裏一些敘事（像交州牧弟的被殺等）和它文字上一些特徵（像引《老子》而不及《莊子》，又避漢明帝諱稱莊公為嚴公等）誠然可以使人相信它是漢代的作品，然而這些也是有意作偽者所能做出來，甚至必須如此做作出來的。至於它的內容取材於佛典譯本的地方，則因為頭緒紛繁照顧不周，就往往露出了馬腳而不易掩飾。這像須大拏故事等，三國時代始見譯傳上，而它就已引用了。尤堪注意的，像說佛「以二月十五日泥洹而去」，又說「佛道以酒肉為上戒」，這些乃是晉涼兩譯《涅槃經》陸續流行以後才有的資料，而它也引用到了，可見它的制作至早也應在劉宋初年（公元四二二～）。它提到《四十二章經》之處，只是抄襲經序，這對推論經抄的年代說來，關係就更加淺薄了。

附錄：《四十二章經》、《法句經》對照表

一九五六年八月七日改寫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