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學源流略講

朱士行

朱士行是曹魏時代潁川地方的人,少年出家,恰當嘉平中(公元二四九~二五三年)曇柯迦羅傳來《僧祇戒本》,並創行羯磨受戒,所以他依法成為比丘,和在他以前僅僅以離俗為僧的有別。從這一點上,後人也將他當作漢土真正沙門的第一人。他出家後,專心精研經典,當時譯本最流行的是《道行般若》,他在洛陽便常常講它。但因為《道行》的傳譯者理解未透,刪略頗多,脈絡模糊,時有捍格。他慨嘆大乘裏這樣的要典竟譯得不徹底,就發誓奮不顧身要向西方去尋找原本來彌補這一缺憾。甘露五年(公元二六〇年)他從長安西行出關,渡過沙漠,輾轉到了大乘經典集中地的于闐。在那裏,他果然得著《放光般若》的梵本,凡九十章,六十餘萬字(二萬餘頌)。因受到當地聲聞學徒的種種阻撓,未能將經本很快地送出,直到太康三年(公元二八二年)才由他的弟子弗如檀(意譯法饒)送回洛陽。又經過了十年,元康元年(公元二九一年)才在陳留界內倉垣水南寺由無叉羅和竺叔蘭譯出。而朱士行本人終身留在西域,以八十歲病死。

從漢僧西行求法的歷史上看,朱士行可說是創始的人。那時去西域的道路十分難走,又沒有人引導,士行只憑一片真誠,竟達到了目的,他這種為法熱忱是可以和後來的法顯、玄奘媲美的。他求得的經典雖只限於《放光般若》一種,譯出仍不完全,但對於當時的義學影響卻很大,所以翻譯之後即風行京華,凡有心講習的都奉為圭臬。中山的支和上(名字不詳)使人到倉垣斷絹謄寫,取回中山之時,中山王和僧眾具備幢幡,出城四十里去迎接,可謂空前盛況。一時學者像帛法祚、支孝龍、竺法蘊、康僧淵、竺法汰、于法開等,或者加以註疏,或者從事講說,都借著《放光》來弘揚般若學說。

就因為朱士行求法故事的動人,後人更偽托有《朱士行漢錄》的經錄著作。此錄在隋初即已散失,費長房撰《歷代三寶記》從當時所見幾種南北朝時代經錄裏轉引了二十五條,可看出它的特徵是對於漢代各譯家的重要翻譯都臆造了譯出年代,又有些譯家像竺法蘭、康巨等也獨有它的記載。其後唐代法琳《破邪論》更引用了《朱士行錄》說秦始皇時即有印度沙門來華傳說。由這些資料看,朱錄是有意地表明佛法東傳之早,並對幾個有問題的早期譯家像迦葉摩騰、竺法蘭等說得那樣斑斑可考,這大概是南北朝時代的佛徒為了和道家校論教興年代的先後,就偽作了這部經錄來做有力的典據。現在對於它的簡別還是很關重要的。

參考資料: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二、卷八、卷十三。

梁慧皎:《高僧傳》卷四。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六章(中華版)。

梶芳光運:《原始般若經的研究》第二篇第二章(東京,一九四四年)。

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卷二、卷四。

林屋友次郎:《經錄研究》前編第二部第四章(東京,一九四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