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法護
竺法護梵名達磨羅察（察一作剎 Dharmrgksa），是世居敦煌的月支僑民，原來以支為姓，八歲依竺高座出家，以後就從師姓。他博學強記，刻苦踐行，深深感覺到當時（曹魏末）佛教徒只重視寺廟圖像而忽略了西域大乘經典的傳譯，實是缺憾，因此發心宏法，隨師西遊。他通曉了西域各國不同的三十六種語言文字，搜集得大量的經典原本，回到長安。從晉武帝泰始二年到懷帝永嘉二年（公元二六六～三〇八年），幾乎以畢生的時間，譯出了一百五十餘部經論。武帝末（公元二七四年頃）他曾一度隱居山中，隨後在長安青門外立寺修行，聲名遠播，各地僧俗來從學的達千餘人。他又去各地宏化，並隨處譯經。如太康五年（公元二八四年）在敦煌譯《修行道地經》七卷，《阿惟越致遮經》三卷，七年（公元二八六年）在長安譯《持心梵天經》四卷，《正法華經》十卷，《光贊般若經》十卷，十年（公元二八九年）在洛陽譯《文殊師利淨律經》一卷，元康四年（公元二九四年）在酒泉譯《聖法印經》一卷，七年（公元二九七年）又在長安譯《一切漸備智德經》五卷等。他晚年的行蹤不詳，據說以七十八歲的高齡去世（僧祐的《法護傳》中說，護於晉惠帝西奔時即公元三〇四年，避地東下到澠池病卒。《開元錄》就已指出這種說法的不實在）。法護因原居敦煌，化洽各處，時人又稱他為敦煌菩薩。後來孫綽作《道賢論》，盛贊他「德居物宗」，並將法護和竹林七賢中的山巨源相比。
竺法護翻譯的經典，據梁僧祐《出三藏記集》的記錄，有一百五十九部，三百〇九卷，當時存在的寫本是九十五部。其後各家目錄續有增加，唐代《開元錄》刊定法護譯本存在的凡九十一部，二百〇八卷（現經重新對勘，實係法護翻譯的只七十四部，一百七十七卷）。其中很多重要的經典。這除上面所提到的幾種以外，還有《密跡金剛力士經》七卷，《寶髻經》二卷，《文殊佛土嚴淨經》二卷，《大哀經》七卷，《阿差末經》四卷，《如來興顯經》四卷，《方等泥洹經》二卷，《賢劫經》七卷，《等集眾德三昧經》三卷，《生經》五卷，《普曜經》八卷，《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一卷等。
此外另有十種法護譯本已認為散失了的，現經判明，仍然存在，不過是誤題別人所譯而已。這十種是：《無量清淨平等覺經》二卷、《般若三昧經》一卷（上二種舊題支婁迦讖譯）、《舍利弗悔過經》一卷、《溫室浴洗眾僧經》一卷、《迦葉結經》一卷、《㮈女耆域因緣經》一卷、《大六向拜經》一卷（上五種舊題為安世高譯）、《舍利弗摩訶目犍連遊四衢經》一卷（舊題康孟祥譯）、《梵網六十二見經》一卷、《貝多樹下思惟十二因緣經》一卷（上二種舊題支謙譯）。
法護的譯本有般若經類，有華嚴經類，有寶積經類，有大集經類，有涅槃、法華經類，有大乘經集類，有大乘律類，有本生經類，又有西方撰述類等，種類繁多，幾乎具備了當時西域流行的要籍，這就為大乘佛教在中國打開了廣闊的局面，而大大有了發展。道安說：「夫諸方等無生諸三昧經類多此公（法護）所出，真眾生之冥梯。」（見《漸備經敘》）僧祐也說：「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見《出三藏記集．法護傳》）這些話是的確的。至於法護的譯風，忠實於原本而不厭詳盡，一改從前譯家隨意刪略的偏向，所以他的譯本形式上是「言准天竺，事不加飾」，而與人以「辭質勝文」的印象。用作對照異譯的資料，對於理解經義的幫助是很大的。這如道安稱贊他譯的《光贊般若》「事事周密」和《放光》譯本「互相補益」而「所悟實多」（見《合放光光贊隨略解序》）。又說他譯的《漸備經》「說事委悉」，《興顯經》「辭敘茂贍」，更出《首楞嚴》「委於先者」（均見《漸備經序》），也都對義理研求有相互發明的作用（支敏度曾用法護譯本《維摩經》、《首楞嚴經》分別對照舊譯，編成「合本」，便利於學者兼通）。另外，法護譯出《正法華經》，為《法華》最初的全譯本，經印度沙門竺力和龜茲居士帛元信一再校訂，又由法護向一些學徒「口校詁訓，講出深義」，並還在檀施大會中日夜講說（見《正法華經後記》）。他這樣熱心宏揚《法華》，對於其後鳩摩羅什的新譯流通，創造了很好的條件。法護其他譯本有影響於後世的，大都如此。
在法護的譯經工作中，有許多助手為他執筆、詳校。其中著名的是聶承遠和他的兒子道真，法護的弟子竺法乘、竺法首、張玄伯、孫休達、陳士倫、孫伯虎、虞世雅等。聶承遠父子對法護譯事幫助最大，他們承旨筆受而外，並還常常參正文句。像法護所譯《超日明三昧經》，原稿文句繁重，聶承遠即曾加以整理刪改。又法護譯缺本中有《刪維摩詰經》，似乎是承遠所刪的。承遠的兒子道真通達梵語，並擅長文學，他參加法護的譯事，積累了經驗，在法護死後獨自翻譯了一些小部經典。他又將法護的譯籍編成目錄，即後世所稱《聶道真錄》（有時也稱《竺法護錄》）。據長房錄轉引的資料看，此錄記載法護的存缺譯本至少有五十三部，都有年月可稽。最早的年代是泰始五年（譯《方等泥洹經》），其時或者是道真參加譯事之始。
法護的弟子很多，但行事可考者無幾。最著名的要算竺法乘。他少年就依法護為沙彌，富於悟解，嘗替法護答應了前來試驗法護道德的假意求貸，而使信徒大增。太康年間，他筆受《修行道地經》、《阿維越致遮經》等，後來在敦煌立寺延學，忘身為道，對那一方的教化起了很大作用。此外，他的同學竺法行、竺法存，都以隱居山林，講究實踐而知名於當世。還有竺法首，於元康年間筆受《聖法印經》，其他事跡不詳。
參考資料：
梁僧祐：《出之藏記集》卷二、卷七～九、卷十三。
梁慧皎：《高僧傳》卷二、卷四。
唐智升：《開元釋教錄》卷二。
內學院編：《精刻大藏經目錄》（一九四五年，江津）。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七章。
林屋友次郎：《經錄研究》前編第二部，第五章，《竺法護錄》、《聶道真錄》（一九四一年，東京）。
宇井伯壽：《釋道安研究》附錄一《竺法護翻譯歷》（一九五六年，東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