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
——二十九年七月在漢藏教理院暑期訓綀班講——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我對於佛教三十多年來改進運動的經過，可從好幾方面去觀察，而以關於僧眾寺院制度在理論上和事實上的改進為最重要。在民國十六、七年間，全國都充滿了國民革命的朝氣，我們僧眾也有起來作佛教革命行動的。當時我對之有篇訓辭，內中有幾句話，可作我改進佛教略史的提綱：「中國向來代表佛教的僧寺，應革除以前在帝制環境中所養成流傳下來的染習，建設原本釋迦佛遺教，且適合現時中國環境的新佛教」！我歷來的主張，是要在寺院僧眾制度的改進上做起；這幾句扼要的提示，可以把我三十多年來佛教改革的宗旨都說明了。至於我改進佛教的經過，可以分作四個時期來講：
第一期
甲 思想的來源
我改進佛教的第一個時期，是從十九歲至二十六歲的七年間——光緒三十四年至民國三年。在民國十六年曾作有告徒眾書，內中曾提到我這個時期思想來源的概論：
余在民國紀元前四年起，受康有為大同書，譚嗣同仁學，嚴復天演論、群學肆言、孫中山、章太炎民報，及章之告佛子書、告白衣書，梁啟超新民叢報之佛教與群治關係，又吳稚暉、張繼等在巴黎所出新世紀上托爾斯泰、克魯泡特金之學說等各種影響，及本其得於禪與般若、天台之佛學，嘗有一期作激昂之佛教革新運動。
在光緒三十四年以前，我那時專門在佛學及古書上用功夫：或作禪宗的參究，或於天台教義及大藏經論的研討。後來受了中西新思想的熏習，把從前得於禪宗般若的領悟，和天台宗等教義的理解，適應這個時代思潮，而建立了我改進佛教的思想。其實、從當時佛教環境趨勢上說來，也不得不發生這種思想。因為在光緒的庚子年後，有所謂變法維新的新政，國家對於一切都實行改革，尤以辦學校為急進；教育當局往往藉經費無出為名，不特佔廟宇作校址，且有提僧產充經費的舉動。這種佔僧寺、提僧產、逐僧人的趨勢，曾為一般教育家熱烈地進行著；故當時章太炎先生有告佛子書之作，一方面叫僧眾們認清時代，快些起來自己辦學；一方面勸告士大夫們，不應該有這種不當的妄舉，應該對佛教加以發揚。
乙 進行的前奏
當時國人去日本留學的很多——因覺得日本經過明治維新以後，已成為一個強國，所以值得我們去就近學習——，而日人到中國來的也不少。日本盛行的真宗和曹洞宗底布教師也跟著來華了，故有曹洞宗的水野梅曉，在長沙與湖南僧界長老辦僧師範學校；而揚州天寧寺文希辦普通僧學校，亦因此而起。我國僧眾因受了國家社會對佛教摧殘，和日僧來華傳教影響，便起了依賴日僧保護寺產的心願；日人眼見我國佛教受摧殘，也就效法西洋耶穌教來華傳教的辦法，引誘中國的僧寺受其保護，故杭州就有三十多寺投入了日本真宗的懷抱。那時、日本真宗來華代表為伊籐賢道。杭州各寺在真宗保護之下，如遇提僧產、佔僧寺等情，就由日本領事出面保護。因了這些瓜葛而鬧出很大風潮，連地方長官如浙江巡撫也不敢作主判斷，把這種情形呈報中央政府——那時應該說是入奏皇上——。結果、一方面向日本交涉，把投入真宗的事情取消；一方面由政府下詔保護佛教，並令僧眾自辦教育，故有僧教育會的產生。於是全國各省各縣，紛起組織教育會，與普通教育會成了對立的形勢。
僧教育會組織的性質，一方面是辦幼年僧徒小學，培育僧眾的人材；一方面是辦普通小學，以補助國民教育。但大都是各省各縣各自為政的設立，談不上有系統的組織。僧教育會的組織成功，雖然是由各寺院長老的聯合，但僧教育會的會長卻有兩個：一是當地德高望重的出家長老，一是地方上有名望而熱心教育的紳士，而紳士也不一定是佛教的信徒。這是受政府明令所成的教育組織，又有紳士在中協助，故能與當地的官廳發生密切的聯繫。經費由各寺院分擔，如有不願捐款或不送幼僧入學的行為，得由政府差人催索或強迫入學。這些僧教育會，組織健全，辦理完善的固然是有，但徒擁虛名，實際由紳士主持，或隨新潮流趨向，失卻佛教立場的亦不少；甚或俗化成飲酒、吃肉、聚賭等違反僧制的腐敗勾當。這種組織不健全，辦理不完善的僧教育會，和當地非佛教徒的鄉紳會長，任用私人操縱會務以圖中飽分肥，有著莫大的關係。我在當時也曾參加過幾處的僧教育會。
寧波在八指頭陀——寄禪老和尚領導之下，在光緒三十四年也把僧教育會組織起來，該會管轄的範圍包括寧波府——除定海縣——所屬各縣。在光緒末年，我因為上來所說種種關係，也就熱心參加這種活動。入冬、在江蘇有個比較有系統的省僧教育會的組織，在鎮江金山寺開成立會，八指頭陀與我代表寧波去列席參加。江蘇因為有全省組織的緣故，力量比較雄厚，除各縣辦有僧徒和民眾小學外，並籌辦全省僧師範學校。同年、南京楊仁山居士就金陵刻經處創辦祗洹精舍，該舍與錫蘭達磨波羅居士取得密切的聯繫，同抱有復興印度佛教的意志，欲使佛教傳到各國去。我因參加江蘇僧教育會底關係，聽到有這種作世界佛教運動的組織，於是次年也到南京去加入。該舍的主要科為國文、佛學、英文。祗洹精舍只有一年的歷史，因經濟不繼而停辦。初辦的上半年我未參加，我是第二期才進去的。我在祗洹精舍的時候，已有普陀山定海縣教育會的成立，該會辦有：在定海縣城的慈雲小學——國民小學，至今尚存；在普陀山上純沙彌的化雨小學，下半年因華山法師辭職，遂請我去當佛學教員。這就是我參加僧教育會、佛教學校、祗洹精舍的經過。
宣統二年，我二十一歲，廣東新闢一家叢林，有創辦全省僧教會的建議。有人來請我去相助辦理，於是我就去廣州。後來、因為該寺的主持者是外省人，與當地僧眾語言和風俗習慣種種隔膜的關係，結果沒有組織成功。在廣東時，我曾專門作宣傳佛學的工作，引起一般社會知名之士，對佛學研究的興趣，如中山大學校長——中委鄒海濱（魯）先生，曾經替我翻譯；因此在廣州組織佛學精舍，如現在純為研究佛學的佛學會一樣的組織，並與當地的官紳及學界、報界結了不少文字緣，遂開廣東研究佛學的風氣；下半年，被推為那個新開叢林的住持。我在廣東住了一年多，廣東是革命的策源地，當時遂多與革命黨人往來；後來因了富有歷史意義的黃花崗事件，清廷嚴拿革命黨人，我也受其影響，結束了廣東的佛教事業，回到上海。
在那個時候，我對於佛教改進的思想，就是要怎樣根據佛教的真理，適應現代的國家和社會，使衰頹的佛教復興起來。由於此種思想的影響，隨著中國維新和革命趨勢，與革命黨人自然而然的接近，在思想上也受了社會主義、三民主義很大的影響，這是我在廣東所經過的大概情形。
我由廣東回到上海、浙江，正是清廷預備立憲的時期，各地佛教寺產，多發生被佔提以辦自治事業的風潮。江蘇和浙江等省的僧徒，在上海召開聯合會議，推舉八指頭陀入京請願：請政府保護寺產，並呈遞振興佛教計劃書。該書是由我和上海神州日報主筆汪德淵先生起草的，籌備到八月間，適革命發動，遂未果舉行。
丙 運動的實施
革命進展得很快，辛亥年末，就進佔江、浙；不久，孫中山先生回南京就臨時大總統職，宣佈廢除農曆改用陽曆，於元旦成立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成立後，佛教徒曾分頭發起組織各種事業，如李政綱、歐陽竟無等人發起組織佛教會，佛教會上並無中國或某省等範圍，曾擬有章程，主張政教分離，呈請總統承認，得到總統表示贊同的覆函。同時、謝無量亦發起組織佛教大同會。我在辛亥之冬的民國元年，也到了南京，發起組織佛教協進會，在毗盧寺設立籌備處。當時僧師範學校學生領袖仁山法師，也是我在祗洹精舍時的同學，因欲以鎮江金山寺辦學校，亦來京請願。我遇見仁山法師後，對他這種舉動，認為只是應辦的一件事業；我就把我的佛教協進會向他說明，希望他參加發起。他很樂意地接受我的意見，並主張會所雖設南京，成立大會則在金山寺舉行。我們就積極地草了宣言和章程；我曾請了一位廣東朋友介紹，謁見了臨時總統——那時的政府是很平民化的，每日規定了時間，會見民眾，接納民意——，我報告佛教協進會的計劃，孫總統指定馬君武先生和我接談。這佛教協進會，就是我對改進佛教具體的實際的表現。
先時，我既接受了仁山法師底意見，就履行佛教協進會成立會在金山寺舉行的諾言，到金山寺上仁山法師剃度的觀音閣，進行籌備開會的工作。在開會前，有反對的，也有贊成的。會中主要的人物，除了我同去數人之外，就是仁山領導的僧師範同學們——他們從前在僧師範學校時，曾與揚、鎮諸山長老發生過很大的磨擦——。金山的僧眾，雖不願意此會在寺內舉行，惟處於當時革命濃厚的氣氛中，亦無可如何，唯有暗中勾結諸山長老，作非公開的抵抗。開會時，到有會員和各界代表諸山長老約六七百人。我以和平態度報告籌備之經過，並宣讀通過章程。接著，仁山法師就作了一番演說。當時即有揚州的寂山和尚起立，拿出長老的資格，以老和尚訓誨小和尚的態度，對這位新進的仁山法師，加以嚴厲的駁斥。由此引起了血氣方剛的僧師範同學們底劇烈反抗，全場空氣極度緊張，從唇槍舌劍式的辯戰，幾演成「全武行」的慘劇。幸得赴會各界代表底排解和制止，把章程上負責的人提出通過後，草草散會。
會期終結後，我仍回南京策劃全國會務的進行。仁山法師和同學們，仍留金山，依照會中計劃，在寺內劃出一部分房子來作會所及開辦學校，積極進行。詎料在辛亥十二月二十外，金山寺暗中進行破壞的工作成熟，由庫房、客堂的職事為領導，率著三四十個工役，在半夜裏打進了佛教協進會會所；人少的僧師範同學，大半受了傷，仁山法師就是受重傷的一個。這場風波鬧得不算小，監院、知客、副寺和許多工役都被法院逮捕拘押。我事前毫無所聞，後來在報章上看到這種消息，佛教協進會受了這個打擊，無形中陷於停頓了。
我對於佛教協進會所定的章程及宣言，雖極和平，然有一次演說，曾對佛教提出了三種革命：一、教理的革命；二、教制的革命；三、教產的革命。第一、關於教理的革命，當時的佛學叢報曾加反對。我認為今後佛教應多注意現生的問題，不應專向死後的問題上探討。過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禍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後則應該用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導世界人類向上發達而進步。總之、佛教的教理，是應該有適合現階段思潮底新形態，不能執死方以醫變症。第二、是關於佛教的組織，尤其是僧制應須改善。第三、是關於佛教的寺院財產，要使成為十方僧眾公有——十方僧物，打破剃派、法派繼承遺產的私有私佔惡習，以為供養有德長老，培育青年僧材，及興辦佛教各種教務之用。這些主張，在章程上都沒有明顯規定，但實含有此種趨向，可待時議決施行，惜該會不久即遽行夭折！
經過金山風潮後，江、浙諸山長老於上海發起組織中華佛教總會，由八指頭陀商量將佛教協進會併入中華佛教總會，因此中華佛教總會成了全國統一的佛教最高機關，轄有省支會二十多個，縣分會四百多個，佛教會、大同會等組織亦自行解散。總會辦有佛教月報，由我負責主編。元年冬天，八指頭陀為保護寺產入北京請願，事未竟而圓寂，會長由冶開掛名，靜波、應乾等辦事不力，佛教月報僅出至四期便即停刊。佛教總會於民國三年被靜波改為中華佛教會，自任會長，會務無形陷於停頓。我於佛教月報停刊，早不預聞會務。到民三歐戰起後，遂至普陀閉關，我的佛教改進運動，在此暫告一段落。至民四，由預備帝制自為的袁世凱公佈內務部所製寺廟管理條例三十一條，明令取銷了佛教會，全國便沒有佛教改進運動可言。
第二期
甲 理論的集成
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的第二個時期，是從民國三年至十七年間——二十六歲至四十一歲。民國三年秋起，在普陀閉關的三年中，一方面著重在個人身心——戒定慧——的修養工夫，同時對於律藏和小乘的經論，大乘曼殊、龍樹的一系經論，彌勒、天親一系的經論，以及台、賢、淨、密、禪諸部，都一一作有系統的研究。我國固有的諸子百家底學說，和從西洋譯來的新文化，亦時加瀏覽。由此種身心學術的修養而感發出來的思想，便演成了當時的各種著述。
從民國三年至六年間，把我從前研究佛法的基礎，更擴大而深造了。過去我僅於禪宗、般若及天台教理深有領悟，賢首、慈恩稍有涉獵；這時我卻把唯識、三論精刻研究，在整個的大藏典籍中，對大小乘各宗加以比較和綜合。我經過這番鑽研的工夫後，所構成佛學整個體系思想，就和從前逈然不同了。
民國五年，我著有首楞嚴經攝論，佛學導言，這可以說是對於佛教大小乘的教義，有個大體的判定。中國原有的十三宗，我把其中的小乘成實和俱舍歸附於大乘，並併合涅槃、攝論、地論總為大乘八宗。在八宗的教理和歷史，作分別的綜合研究之後，在佛學的基本的宗旨上，一方面看到各宗的殊勝方便，一方面看到各宗都是究竟平等。對於中西古今的學術，亦多有說明，如著有古學的周易及荀、墨諸論，今學的破神執、訂天演、辨嚴譯與教育新見、哲學正觀各篇。
為欲根據教理、教史以樹立佛教改進運動的理論，我又著「僧伽制度論」和較簡略的「人乘正法論」。僧伽制度論是對出家僧伽的集團生活，加以嚴密的修整，使其適應時勢所宜，成為合理化的現代組織；建立真正住持佛教的僧團。這論所擬的整理計劃，全是根據原有住持三寶的僧律儀演繹出來的，可以說是現代僧伽的規律。因為、佛在世時制定的比丘律等，就是僧伽制度；故古代叢林創設的清規，也從佛陀所制的規律沿革而來，不過因為風尚俗習不同的關係，古德根據佛陀制律的根本原則，另創適應當時當地環境需要的規矩。佛教從印度傳至錫蘭、緬甸等地，因錫蘭與印境毘連的原故，直至現在，尚多分保守佛陀原始所制的律儀；惟傳至西藏、中國、日本等地，就因氣候風俗等環境全然差異，佛制的律儀——除了根本——和僧伽生活的方式，不得不隨著而改變。由此可以證明佛教律儀每因其所流傳的地域而遷易，如中國的隋、唐間，僧伽律儀就演變到叢林和小廟的僧制，這也是說明當時須要這樣的僧團，方能住持當時的佛教。但這種制度，是只適宜於中國帝制時代的，一入民國，即不能不有所更改。
在整理僧伽制度論中，並附有佛教正信會的綱要。僧伽制度的整理，是在改組出家佛徒；而正信會綱要，是在組織在家佛徒。這綱要的提示，為依著人乘正法的理論去實行，目的是使在家佛徒對佛法由真正的理解，而起正確的信仰——對三寶起清淨的信德，明因果業報，實行五戒十善。這不僅應用於個人，而且應用於家庭乃至社會國家之間，建立人與人間的道德能力，以這道德能力改造社會國家——，構成佛化的倫理、政治、經濟的新社會。這就是以極普遍極廣汎的人群為對象，依著大乘菩薩精神的組織——佛教正信會。
佛教在中國歷史上，曾有不少的演變。自從隋、唐一度的隆盛後，宋、元以降，漸漸就消沉下去；至清朝末年，更是佛教最衰頹的時期，也就是佛教興亡的一個重要關節。這也是由於國家政治底變革，致形成這種情況。辛亥革命成功，中國既成立了共和立憲的國家，僧伽制度也不得不依據佛制加以適時的改變，使成為今此中國社會需要的佛教僧寺，這就是我作僧伽制度論的動機。在僧伽制度論，我一方面想對在家佛徒作個極普汎的大聯繫，一方面致力於提高僧伽地位，這是我在當時對於佛教改進運動所發生的理論。關於住持佛教僧伽，要經過一個嚴格的長期訓練，養成高尚、優美、完善的德學，以佛法為修學實習的中心；旁參以近代的思想學說，準備作宏揚佛法的僧伽，真正代表佛教的精神去救世救人。而住持僧的數量不必多，但求質的提高，然亦以為無減少當時僧數的必要；我的計劃是要全國的僧眾，每個都真正有住持佛教的資格。正信會是以攝化在家信眾為目的，重在將佛法普遍深入民間，使全世界的人類，都變為佛陀的信徒。這和僧團組織大不相同，僧團是住持佛法，這是專為佛教普及人類。我國古來的佛教制度，全以出家人為代表，在家佛徒沒有獨立組織，要實行佛法即須出家，在家是不能的；而且素有學佛要待年老和擺脫家庭環境的思想，故在家眾沒有離開出家眾的制度。我覺得這是一種錯誤，故有在家與出家分別組織的制度；出家佛徒要提高其僧格和地位，能真正住持弘揚佛法，使人們崇仰為導師；在家佛徒則使其由研究信解佛法的學理，行為則以社會道德為基本，實行五戒十善之人間道德，改良社會、政治、文化、教育、風俗、習慣。這種平易近人的道德規律，最易於實行和普及人間，使人人都可以學佛，都可以做一個佛教徒。當時我對於改進佛教制度，有這樣理論建立，我雖在閉關的時期沒有作其他的活動，卻集成了我對於改進佛教的理論。
民國六年出關後，下半年有人請我到台灣講學，我順便往日本考察佛教，大概一個多月。所到的地方，只有神戶、大阪、和京都——京都是日本的西京，明治維新前的京城——，雖然沒有去到新都的東京，但佛教的中心仍在西京，故考察的結果，覺得日本佛教很多與我的僧伽制度論吻合之處。日本佛教各宗都有一個嚴密系統的組織，一宗有一宗的宗務院，管理全宗的行政；寺院分成大小等級，某種事應該是某種人去辦理，都能「人盡其材」去分配工作。各宗同樣辦有佛教教育，小學、中學是普通的，大學則專屬某宗，是某宗所辦；社會的文化慈善等事業，皆有多方活動。這些都和我的僧伽制度論所擬的計劃不謀而合。
但日本雖有各宗系統嚴密的組織，而沒有全國佛教最高的整個管轄機關。那時有一個佛教聯合會，可是在草創時期，且有幾個專尊自宗的宗寺反對參加。因為、日本佛教是各宗各自為政的，故力量分佈在各宗的身上，形成了宗派的信仰，沒有整個佛教的信仰可言。關於分宗，各宗有各宗的宗寺等，我在僧伽制度論中亦有論及，但我主張有行教院和持教院及佛法僧園的總團體；且在家組織的正信會，對佛教要有統一的信仰，絕不能和僧寺一般的分宗，應以三寶為唯一信仰的對象。日本雖有佛教聯合會的組織，但甚鬆懈，未見健全，實不及我計劃的佛法僧園組織的嚴密。故覺得我的僧伽制度論，有其分宗的長處，無其分散信仰力量的短處。關於日本佛教教育，我亦作了一番的考察，備作回國後辦佛學院的參考。這就是我理論的建立，和從日本考察證明了我的理論底結果。
乙 運動的復活
從日本回國後，民國七年我在普陀山宣講佛學，由黃葆蒼——大慈、蔣作賓、陳裕時等聽講之結果，到上海聯合王一亭、章太炎、劉笠青、史裕如、張季直等，創辦覺社，刊刻關於我的著作，如楞嚴經攝論等；並編發覺社季刊，作文字的宣傳；一方面又隨時開會，演講佛學。而我的改進佛教運動，也就從此復活起來了。
當時歐戰未停，很多人都感到科學愈昌明，物質愈進步，侵略者屠殺人類的利器亦愈猖獗，世界人類真正的和平幸福更得不到保障。覺社是以佛法來作救人救世的和平運動為宗旨；這樣以佛法作口頭和文字的宣傳後，各地設會講經或講學的，盛極一時。民國七、八、九年，我在武漢、北平、上海、廣州等地講經講佛學。在這種風氣和提倡之下，各地都有佛教講學會和講經會的設立，而許多佛教團體的組織，如上海佛教居土林等，亦乘時出現。
在過去講經的法會，局在寺院一隅，祗講給出家的僧眾、和少數的在家信徒聽。但自覺社風氣一開之後，社會群眾對於佛學起了研究的興趣。我提倡這種講學的目的，是想以佛法真正應用到救人救世上，即我所說的由正信佛教以實行「人乘正法」；但仍不忘另一方面的重要作用——僧寺制度改革，使僧寺真成為弘法利生的機關，養成真能住持佛法的僧材。整理僧伽制度論，曾在民國九年的海潮音印行。但仍不過是一種理論的公布，尚無任何根據地去實行。那時、全國既無一個有系統組織的佛教機關，連各地方的僧眾團體也沒有，有的只是「各家打掃門前雪」的寺院而已。政府對於僧寺，也祗有寺廟管理條例的具文。因此、我對於僧寺的改進，當時只想就原有的一個僧寺而先行著手整理。
民國十年春初，我接管淨慈寺，這是杭州有名的古剎。雖是一個叢林，但內裏情形非常腐敗。我接管此寺的動機，是深想以此為實行著手改革僧制的根據地。在初到的數月間，即竭力著手內部的整理，費了不少的力，才稍為有點頭緒。因淨慈寺是永明壽禪師的道場，我把禪堂改為禪淨雙修的角虎堂，並籌設永明精舍，以作研究佛學，栽培弘法人材的地方。當時的風氣不比現在，因為整理淨慈寺的關係，引起杭州諸山僧的忌嫉，他們怕我把淨慈寺整理好了，使他們相形見絀。而寺中囿於惡習不甘拘束的退居與老班首等，勾結了諸山寺僧及豪紳軍人，到六月間，便假借名目，向我大肆攻擊。但當地的官紳，也多對我同情而擁護的。秋天、我到北京講經，京人士亦多遙為聲援，大有相持不下之概。在這種惡勢力之下爭持，我覺得有點徒耗精神力量；次年就讓出淨慈寺，這是我著手實際改革僧寺得到的障礙。
又我曾以「人工與佛學」一文發表在海潮音，內容是說僧眾對於資生事業，在不違背佛法原則上，都可以工作，不妨仿效半工半讀的性質，並引百丈禪師「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勞作精神，證明我們要以自己的勞力取得工資，把剩餘的時間來研究實行高深的佛學。當時因蘇俄革命成功，共產黨的思想很流行中國，如果自己不有生產工作就等於滅亡，故僧眾都感到有工作的需要。由於我這樣的提倡，遂生了後來所謂農禪、工禪的流行語。在另一個時候，我又發了「職業與志業」一文，說明分開職業與志業的重要性。這是專對一般廣泛的佛教徒而言的，要他們不要存學了佛不做事的念頭，要一方面勤於職業，一方面研究佛法。這篇文章也發生了很大的作用，當時有過一班職業青年組織了佛教利濟會，曾作過熱烈的運動。
依照當時各行有各行的行會設立，我又提倡「僧自治會」。意思是說：僧眾應該實行獨立自治，自己管理自己，不受地方豪紳的壓迫。當時地方人士，往往利用「十方」二字發生干涉，連法院的法官也弄不清，都以為「十方」僧寺是指地方人民而言，故時有自稱「十方」驅僧提產的事件發生。他們實不知道「十方」是指的十方常住僧伽，故我針對他們的誤解而有組織「僧自治會」的提議，但這理論始終未見實行。
民國十二年，我著有「志行自述」，講我作改進佛教運動，著重整理僧伽制度和大乘菩薩行。這篇文章的內容，就是後來常為人引用的「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薩戒本」這兩句話。
民國十二、三年，同時有實際行動的，就是在廬山建設大林寺的講堂。初時的組織極簡單，在一間木屋裏，陳了一些桌椅，不特沒有舉行什麼佛教儀式，就是連佛像也沒有；但幹起事來卻極有精神，因為那裏是國際避暑區，中外人士大都信仰基督教，差不多是耶教徒的勢力範圍。我們在廬山演講佛學，無異走進了基督教區宣傳佛法；當時來聽講的，也有外國洋人的耶教牧師。於是我就很想聯合世界佛徒，作國際佛教的運動，使各國人士都能信受佛法，就創組世界佛教聯合會。十三年，不特日本派代表來參加講演，就是德、美及芬蘭等也有佛學家來加入，這是一種廣泛輕鬆的運動，不能說是佛教國際的組織，只可說是國際佛教徒的聚集。
日本參加了世界佛教聯合會後，要求第二年在日本開會。後來經過雙方——中、日——討論，把範圍縮小了，改為東亞佛教大會。為著要派代表去日本出席，覺得全國無一個代表佛教的最高組織，我國代表實無從派遣。故民國十四年上半年，我在北平講經時，提倡組織中華佛教聯合會，即進行章程備案，江、浙、贛、鄂、川、湘等省，亦起而組織省聯合會，但未能每省都有，故不能全國整齊劃一。由此，下半年出席日本的東亞佛教大會代表，推派了二十八個。
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從廣東打到湘、鄂而至贛、皖、江、浙。因為那時國民黨容共的關係，故共黨宣傳社會革命的工作非常活躍，大有實行共產的危險，所以僧眾大起恐慌。同時、開封有破壞僧寺的舉動，當時很多受過僧教育及未受過僧教育的人，紛紛來問我有何對付之策，故我有「僧制新論」之作，因覺得前著僧伽制度論已有些不能適應那時的環境。新論說明中國只有二十萬僧眾，以當時趨勢而論，若不注重生產事業，光受別人供養自己，那是靠不住的；故就二十萬僧眾中，以十六萬或十八萬作生產事業，選出二萬或四萬作修學及弘揚佛法的住持僧，這是適應當時環境而發的理論。及民國十六年，國共分裂後，國家社會對於佛教情形漸好，寺產亦漸可保障，僧眾不像以前那樣驚慌了。但在國民革命的趨勢上說來，主張革命民權，不革命者無權，革命空氣仍極濃厚，大有不革命不能生存之概！故僧眾亦覺得有革命的需要，曾受過僧教育的僧眾，咸以為：佛教不革命就不能適存，非來個佛教革命不可。可是只有空論而無系統的組織行動，甚至有離開了佛教立場，成為俗化以革掉佛教整個生命的；也有以佛教沒有辦法，隨著舊勢力而意志消沉的。當時我就作了一篇革命僧的訓辭：
「中國的佛教革命，決不能拋棄有二千年歷史為背景的僧寺，若拋棄了僧寺以言廣泛的學術化、社會化的佛教革命，則如拋棄了民族主義而言世界革命一樣危險」！
我舉出了他們的弊病和佛教革命俗化的危險後，就指出一個佛教革命的根本辦法：
最根本者，為革命僧團之能有健全的組織。其宗旨為：⒈革除：甲、君相利用神道設教的迷信；乙、家族化剃派、法派的私傳產制。⒉革改：甲、遯隱改精進修習，化導社會；乙、度死奉事鬼神，改資生服務人群。⒊建設：甲、依三民主義文化建由人而菩薩、而佛的人生佛教；乙、以人生佛教建中國僧寺制；丙、收新化舊成中國大乘人生的信眾制；丁、以人生佛教成十善風化的國俗及人世。
這其中，關於佛教革命的僧制，則為佛僧主義；至於佛教普及到民間的，則為佛化主義，佛國主義；文雖簡略，義甚扼要。僧制論、正信會理論的精要，都含攝其中。當時唯一希求，是要有主幹的組織去依次進行。
我作這篇訓辭的本旨，不是公開發表，是給與從事改進佛教運動的現代僧伽社去作實際運動。可惜大醒、芝峰在現代僧伽發表了我的訓辭，以致成為文字上的東西。而現代僧伽社亦僅改為一個月刊社，不能組織成革命僧團。那時、我因預備好歐、美之行，故對於此事亦未能顧及，而十八年冬演為會覺、慈航等在安慶迎江寺曇華一現的失敗行動。而我發表人工與佛學，志行的自述，僧自治會等言論，與提倡世界的中華的佛教聯合會之組織，亦為此期運動的波瀾。
丙 學院的刱建
十一年春，我到武漢講經，商量改進佛教，須有基本幹部人材的養成。得著李開侁居士等援助，平空產生了武昌佛學院。課程參取日本佛教大學，而管理參取叢林規制，學生在家出家兼收。第一期是造就師範人材，畢業後，出家的實行整理僧伽制度，分赴各地去做改進僧寺及辦理僧教育的工作；在家的依著人乘正法論去組織佛教正信會，推動佛教到人間去。這就是改進佛教理論底進一步的實施，也就是改進僧制過程中一個重要的關鍵。
武昌佛學院以前，雖有觀宗寺的宏法社及月霞法師華嚴大學的設立，但這不過是養成講說天台宗或華嚴宗的講經法師而已！乾脆說一句：就是講經法師的養成所，與我造就改進整個佛教的人材相差得很遠。後來各地創辦仿效武院的佛學院漸漸多了，如常惺法師在安徽、閩南、杭州、北平等地辦的佛學院等，都受了武院風氣宗旨的影響。從我造就出去的人材中，辦開封、九華、嶺東、普陀等佛學院，和武院有連帶的關係，更不待言了。
在我辦佛學院的本意，是想第一屆在二年中速成了一班師範人材後，優秀者留院深造研究，而第二屆專招出家眾以律儀為訓練，俾佛學院成為新的僧寺。民國十三年，我把宗旨提出之後，院董多未贊成，希望仍照第一屆作廣泛的佛教徒教育。第二屆新生開始上課後，我因前期講學操勞過度，得了胃病，又因未全照我的辦法去行，故託善因法師代理了我的職務，回到浙江休養。在這休養數月中，著成人生觀的科學，大乘與人間兩般文化，大乘起信論唯識釋等書。次春回過武院，一切仍繼續辦去，但因我不長駐院講學的關係，精神比前鬆懈得多。又因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進抵武昌，武院受戰事的影響而陷於停頓，至民國十七、八年，方漸漸恢復起來。但從我十六年主持南普陀後，重心反移在閩南佛學院了。
第三期
甲 世苑的刱設
民國十七年至二十七年——四十一歲到五十一歲，是我佛教改進運動的第三個時期。這個時期的發動，應該從世界佛教運動說起。世界佛教運動，即是佛法救世運動。這種運動，是我佛教運動中一貫的宗旨，在前二期中早就有這種趨勢，不過當時我想先把中國的佛教復興起來，用作世界佛教運動的中心和基礎。
到了民國十三、十四之後，我的思想上有點轉動，覺得中國革命了十多年，政局一點也不能安定下來，因此政治沒有一定的軌道，社會沒有一點的趨向；中國的佛教之設立團體，也不過做些應付當時環境的事情，沒有確定實際辦法可以建樹；所以民國三四年間造的僧伽制度論，已經不適用於當時了。
由於國家沒有一定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可依據，想復興中國佛教，整理中國僧寺，是不可能的。中國各派政治的興仆，都是受了國際思潮的遷動，故我當時有應先著手世界佛教運動的理想，先使歐西各國優秀人士信解於佛法，把他們做人立國的思想和方法都有所改變，中國的政治和社會才可安定，中國的民眾亦因歐美的信仰佛法而信仰。如果這個從大處著手的運動成功，那麼建立中國的佛教就有辦法了。
在民國初年，中國隨世界各國走上了民主立憲的陣線，所以中國大眾都共認為要建立一個民治的國家，就可馬上復興起來，什麼問題都解決了！但到了民國七、八年至十三、四年間就不然了，新的主義紛紛抬頭，如蘇聯則為共產主義國家，義大利則有法西斯主義的產生，德國、日本也走上了法西斯主義的趨勢，中國則被各種不同的政見牽動了，有主張改採共產主義的，有主張仍行民主主義的，也有主張採取法西斯主義的，中國政治既然隨著世界各國政治的趨向而飄搖不穩，想改進佛教，自然也找不著一個適應的辦法。
在各種不同主義中，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不但能夠適應中國的環境、風土和民情，同時能採各主義的長處，捨去他的短處，民權主義採有民主主義的優點，民族主義採有國族主義的長處，民生主義採有社會主義的思想。可惜因當時局面的紛亂，三民主義的範圍僅局於廣東一隅，未能在中國普遍實行，而其他各黨各派的紛歧思想，形成了互相仇視、互相傾軋爭奪的趨勢。
當時、我覺得無論那種思想也好，不外乎社會主義——共產、全體主義——法西斯、個人主義——民主。在主義雖各有不同，但都各有一共通點，無論做人立國，自個人階級至民族國家，總為一種鬥爭，發展自己而統制他人，以自己的階級獲得了政權而統治其他一切階級；以發展自己的國家民族而統制別的國家民族；以個人或團體的資本，壓迫剝削他人而獲取自己的利益。無論做人立國，都以自己利益為前提而竭力侵略他人，結果只有走上戰爭一途。如果這種國際趨勢不改變，中國想實行三民主義是很難的；在世界這樣的紛擾不定中，中國想得到安寧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把佛教傳到世界各國，能夠從做人立國的思想根本改造，使他們知道萬有皆從眾緣所成，沒有孤立存在的個體，想得到個人的利益，要從大眾的利益做起，大家得到利益則個人自然亦得利益；不特人與人間要相資相成，階級與階級、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間，也要相助相益，不應有你死我活的爭鬥。要是以這種真理去感化世界人心，感化有思想學問的領袖，改變他們做人立國之道路，從這做人立國的思想，解除了世界紛亂的因素，取得真正的世界和平，中國才可以安寧，佛教才有昌明的日子。
在這種意義之下，我就準備到歐、美去一趟，一方面實地考察歐美的政治、經濟、宗教等狀況，一方面向思想界的領袖學者們宣講佛學。故當時曾集有幾個人研習英文，打算組織一個團體同去，後來因為機緣不就，故改為設法以我個人先去出國。民十四年間，我就作著這種準備；民國十五年到南洋，就有由南洋以赴西洋的企圖，後來得了熱病回滬。國民革命軍已到了長江流域，在時局動盪之下，仍作赴歐美之準備。十六年，曾得胡子笏、楊性誠居士贊助；秋間蔣委員長短期下野，回到奉化休養，約我到雪竇寺住了幾日，我順便把出國的意思告訴他，承他力予資助。十七年春，我就把住持不久的廈門南普陀寺與閩南佛學院交由芝峰、大醒代理，到夏間就放洋去外國了。在那時候，國內經國民革命之後，佛教時在風雨飄搖中。出國前，蔣委員長約我到南京會見，由他介紹的關係，訪過黨國當局多人，我覺得全國應該有個佛教會之類的組織。但當時的蔡元培先生等，認為民初的信教自由，此時已失其效，對於宗教不便提倡，以先設佛學會為宜，因為佛學會是研究學術的機關。我在南京許多要人提倡中，講了三天佛陀學綱，乃發起成立中國佛學會，並設立佛教辦事人員訓練班，預備我第二年返國後，應發表次年召開全國佛教代表大會，把中國佛教會組織起來。
把佛學會的會務辦得有點頭緒之後，即回上海作歐、美之遊。我此行重在考察與宣傳，這在海潮音及寰遊記中已說得很清楚。在法國巴黎時，發起世界佛學苑，發表宣言書及組織計劃，在英、德、義各地都設有通訊處。法國朝野人士頗熱心贊助，在德國柏林時，法國電邀我回到巴黎，商議在巴黎送一地皮與我作世苑的苑址，建築和開辦費等由我擔任籌集。當時因經濟尚無把握，聲明待返國後再作接收與否之決定，遂由法而渡美。
民國十八年回國後，曾為世苑籌備經費之規劃，因機緣相左，經過數年，尚無頭緒。於是把巴黎的捐地辭卻，想先在中國建立世苑的中心，將來慢慢才推廣歐、美去；但最大的困難，還是經濟問題。
民國二十年在南京接管佛國寺，打算以該寺為世苑的地址，曾和戴院長等商及，極蒙贊成；曾與在坐的李子寬居士等，印布籌集基金捐冊，進行稍有頭緒。不幸長江大水災發生，又繼以「九一八」的事件，國內情形驟然起了很大的變化，政局因之分裂動搖，蔣委員長又作短時下野，世苑經費的籌備亦無形中就陷於停頓了。從此，歷年都在暴力侵略之下，更加無從建立，決意先為局部的籌設。整個世苑底目的，在綜合世界的佛教，研究成世界的佛學，實現為世界的新佛教，故有依教、理、行、果四門的計劃：
一、教：從佛陀所遺留下來的佛寺塔像及文字經典，向東西各國搜集，設立法物館、圖書館，作為研究所根據的教。二、理：如南方的小乘教理，西藏的大乘教理，中國的綜合教理，歐美以新方法研究的佛學，都一一加以分類的、比較的研究。三、行：包括律、禪、密、淨諸修行的法門。四、果：果是依教理而修行所得的結果，如信果的信眾，和戒果的僧眾，以及定慧果的賢聖眾。故世苑是把世界凡足以為研究根據的教理，依之修行證果，而樹立世界的佛教為目的。從這整個計劃為局部進行，曾在冠以世界佛學院的名稱下，擬以雪竇寺為禪觀林，北平柏林佛學院為中英文系，閩南佛學院為華日文系以資聯絡；而實屬世苑系統的，惟專為研究漢藏文佛學的漢藏教理院，及武昌佛學院改設之世苑圖書館。
漢藏院的發起，係十九年我來朝峨眉的時候，劉軍長有派僧入藏留學之議，我主張與其派僧入藏，不如就地設立漢藏文佛學院招僧學習為宜。至二十年，就正式提出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名義，積極籌備。至二十一年秋季來舉行第一班開學禮，同時、武昌佛學院改為世苑的圖書館，亦在是秋開幕。這就是我關於世界佛學苑的世界佛教運動。
乙 教會的演變
前面我已經說過，在民十七出國之前，我先在南京設立佛學會，並發表在次年開全國佛教代表會議，組織中國佛教會。那曉得在我未回國前，內政部長薛篤弼，訂立了管理寺廟條例二十一條，對於佛教有如日本對中國所提出的二十一條的苛刻，有把廟產全部充辦社會公益的趨勢。故由代我經辦南京之中國佛學會的謝健、黃懺華等居士，會同上海的江浙佛教聯合會，商議火速把中國佛教會組織起來。當時在佛教存亡的生死關頭之下，全國僧眾都感到有整興佛教的需要，如印光法師等也擬出整理僧伽制度的方案。
在我未返國前，已在上海草草開了一個佛教代表會議，到有十七省代表，都由在上海的各省佛徒集合而成，擬定章程，呈請黨部及內政部備案。但在當時的情形，很難有批准的希望，故以王一亭居士和我的聯名函，由王一亭居士親見蔣主席，批交行政院譚延闓院長，命令內政部准予備案，但仍未得黨部批准；中國佛教會起初是如此勉強成立的。成立會雖然開過，我回國後開執監會議，被推為九個常委中的一人。
從十八年下半年至二十年上半年，為我參加中佛會的時期。中佛會成立後，呈請把內政部的管理寺廟條例，改由立法院另議條例；當時立法院法制委員長焦易堂氏，曾徵詢我的意見，我主張以佛教會為整理振興佛教的機關，草有「佛寺管理條例」，作為立法院的參考。可惜立法委員中明瞭佛法及我的佛教改進建議者甚少，經過幾次開會的結果，大都認為佛教是封建迷信的遺物，以暫讓他自生自滅的意思，而制定為寺廟監督條例，經立法院三讀通過，於十九年公佈，取銷了內政部的管理條例。此監督條例的內容，一方面將佛教原有的習慣保存，一方面責令興辦社會慈善事業。我初時看到法制委員會的條例草案，每條中都有教會二字，逮議決時，都把教會二字眼取消了；後來公佈的不知怎樣又有一條留著教會二字，中國佛教會方有了一點根據。
監督條例公佈後，廟產興學仍熱烈進行著，中央大學的教授們，有組織廟產興學委員會的，發表宣言作公開活動。全國僧眾在監督條例保障之下，仍惶恐不安，故十九年冬，我在中國佛教會決議，二十年夏召開擴大的代表大會，不特包括各省區代表，且蒙藏佛教領袖，及四大名山、佛教學院等都派代表出席。這次盛大會議的結果，我有幾個重要提案得到通過，即席籌定經費。辦事處由我與仁山法師、王一亭、謝健居士等接管，搬去南京，並籌備佛教辦事人員訓練班，我就在南京常駐會辦事，一方面宣講佛學，一方面進行向黨部立案及保護與改革的運動，辦理二個月，已有相當的基礎。當時首都開國民大會，我擬就了保護寺產的提議，由班禪所派代表在會中提出，獲得通過，送由國府蔣主席公佈施行。內中有云：『凡寺產任何機關團體不得侵佔，如有侵佔，即以法律制裁』。
因此、廟產興學即無形打消。可是一般的寺僧都以為有了政府的明令保護，對於佛教會的事業，大可不必進行，中佛會的內部遂發生障礙，以前承認的經費亦不肯繳，仍主張佛會移滬。我因宣布辭職，從此不願預聞會務，會中雖仍列我的名字，但我始終未出席任何的會議。
到了二十三年，少數人把中佛會三級制改為兩級制，各省群起反對，投訴內政部及中央黨部。廿四年，中央黨部之民眾訓練部覺得中佛會須加整理，指導處張處長商心梵居士，修改佛教會章程，主張僧眾居士分別組織。草案未發表前，曾抄一份徵詢我的意見；我覺得如果分別組織，「中國佛教會」名稱太泛，應改為佛教僧寺會和另設佛教居士會，章程要改簡單。如不分別組織，居士名額少一些亦可。我的意見未蒙接納，即行發表，民訓部責成中佛會在京開理監會，並約我必須赴會，謂中國在國難中，不同的政見已統一起來，佛徒更應捨除我見，真誠合作。要由中佛會在南京開的理監事會，召開全國代表大會，而代表的產生，主張由我和圓瑛各介紹一百名代表，呈部圈定半數作為出席的代表人數。可是圓瑛陽奉陰違，回滬後即不履行部令，一方面設法阻撓，一方面仍在滬開了少數人操縱的代表會，另訂修正章程呈民訓部、內政部批核，直到去年方疊經核改批下，故這幾年的中佛會，已失了辦事的憑藉。加以京、滬淪陷，勢成停頓。去年內政部公佈的章程，容納二十四年的修正點甚多，大致可用，惜滬辦事處已失作用，而我在渝設立臨時辦事處，亦不過便於後方通訊而已，雖有修正章程，亦無從發動。
又我於二十年，根據寺廟監督條例，曾提議過組織「僧寺聯合會」，而「佛教僧寺會」的名稱亦是我提出的，但這些皆未曾實行組織過。
二十二年春間，曾提出「佛教青年護國團」辦法，以赴救嚴重之國難，即提及出家僧眾辦救護看護等事。後來請訓練總監部，免僧普通兵役，另受救護等訓練，即為現今各地僧眾救護隊的濫觴。
丙 僧制的新議
僧制新義的提出，大概是民國二十年在閩南佛學院的時候，原題為「建設現代中國僧制大綱」，簡稱「建僧大綱」。因為、當時感於立法院所定、所公布的寺廟監督條例，其用意似在讓佛教自生自滅，政府採不管不理的態度，而以一般佛教徒組合的佛教會來改進佛教亦辦不到。因多數是要被整理的舊勢力，以被整理者作整理的工作當然不可能，故只可根據教理，重新另建僧制，而訂與僧伽制度論依據原有僧寺者不同的「建僧大綱」。其要義大概是這樣：
一、以現代中國為範圍：現代：僧制為僧伽所依據的法制，大至弘宣教化，小至個人行為，悉皆以此僧制為準繩。現代的僧，當然要依現代的時勢所宜，而不必泥用古代僧制的；原來制度這樣東西，是有時代性的。中國：以現代二字還很普遍，這裏加上中國者，只是限於中國而言，而且連蒙、藏亦未包括在內。
二、僧之定義：僧既為佛教中出家和合眾之專稱，則僧即須對於佛法能真誠信仰，切實了解，並實行佛法，住持佛法，宣傳佛法，使世間上之佛教日臻發達，以達到利人濟世之目的。
三、僧格之產生及養成：甲、以三寶之信產生僧格：⒈信法，⒉信佛法，⒊信佛法僧。乙、以六度之學養成僧格：⒈僧格成就首須捨俗，須將一切世間俗樂捨離，即為之施；復能將一切俗樂之習洗淨，即為之戒；由學此施、戒，方可以發生僧格。⒉佛法中說能修行出家法者，即可為「出塵上士」，行出家法，要不為世間一切惡法所搖動，這樣須學忍辱。真實的要具足僧德，又須精進修習戒定慧等，才能夠增長僧格。⒊僧格發生增長；繼之以修定而得禪悅之樂，由修慧——聞思熏習——而得法喜之樂，於是信心堅固，僧格養成。
四、前議改建僧制之評判：對舊時僧伽制度論、僧制今論、佛寺管理條例、支那內學院及大勇等主張返歸佛世的律儀，都一一加以評判，因為這些辦法，均思根據原有的僧寺制度而改設者，其中雖都有具體的理論辦法，但在事實上、環境上，皆難以通行。
五、今議刱設之現代僧制：第一、即須精取慎選少數有高尚僧格的，制成以下的僧制：
甲、學僧制，亦名比丘僧制，約一萬人，分四個學級，修學十二年，為具足學僧之資格。表列如下：
乙、職僧制，亦名菩薩僧制，就是修菩薩行之僧，全國約二萬五千人之數，以五種機關攝之：甲、布教所，乙、病院、慈幼院、養老院、殘廢院、賑濟會等，丙、律儀院、教理院、及文化事業等，丁、教務機關，戊、專修雜修林。
丙、德僧制，亦名長老僧制，這種制度，宜行于山林茅蓬，可以合許多茅蓬為一處，成立專修林或雜修林。茲更將以上三種僧制學級會次列一表以明之：
（下中級職僧三十年） ┌上士………………………………………………………………┐ │ （下中上級職僧二十六年） │ │上士……………學士……………………………………………│ 學 僧┤ （中上級職僧二十三年） ├德僧 │上士……………學士……………博士…………………………│ │ （上級職僧二十年） │ └上士……………學士……………博士………………大士……┘
上表乃以三級僧制而立，由學僧以至德僧須經四學級或三學級方至德僧位。但有博士、大士學級，可以不經下中職僧而至德僧位者。茲以德僧上中下三級復各分三級成九品，上下級職僧限於得學士位二十年以上者，上中級職僧限於得博士位十五年以上者，上上級職僧限於得大士位十年以上者，其中任林長之資格，須得大士位滿二十年以上者，方得充任。
我當時對於學級的編制，以現在中學生底學年做標準，十八歲即高中畢業，亦即成年時期，已有自主的抉擇力，對於佛法如有認識，由認識起信仰而自由出家，出家後即受沙彌戒，依戒實行，二十歲可受比丘戒，這兩年的期間，專門研習戒律及僧徒應有的普通常識。這階段畢業後，即稱上士，如不再求深造者，即可停學辦事。求高深學識者，則進一步入普通教理院四年——如本院一般——，其程度等於大學，畢業後可稱學士，成為一中等僧眾，作布教等工作。再求深造，可入研究院三年，如大學之研究院，畢業後則為博士，成為高等僧眾。過此三年，再作三年的修習——如西藏考得格西後，再經三年茅蓬靜修一般——。初二年學戒，次七年學教是聞思慧，次三年修行是思修慧，如是修學十二年，聞思修三慧，戒定慧三學才完備。在這十二年修行的期間，都叫做學僧；比丘戒是學僧共守的規則，故要完全實行比丘戒，過著比丘戒的生活。
十二年的教程學滿後，即得大士學位，應受菩薩戒，進入職僧位——職僧即職務僧，一名菩薩僧。前面說的學僧，即比丘僧。職僧以「弘法是家務，利生為事業」——布教及辦理慈善文化教育等事業。
由職僧到年老時為德僧，即道德成就的長老僧，可受僧俗信徒的供養，自己專做修證工夫，以為修習僧之依止，及起人民的信心。以上所說的僧眾數量不必多，全國能有一萬學僧，二萬五千菩薩僧，數千德僧就夠了。能如此把僧伽地位提高，佛法就可以普及民間。
民二十年，我於佛教會提議的教育方案，多與「建僧大綱」中的學僧制相符。後來內政部訓令佛教會辦理僧教育，佛會曾擬辦法呈部，被×××斥為不合法，而宣布其所訂辦法，與我的提議亦頗符合。曾作有評論，大意云：『正規的建立新的僧制，佛教教育即照我的建僧大綱的辦法，由政府協助，就原有僧眾中，考取可入律儀院修學。若德學兼優者，可推選為菩薩僧，受世人推重的長老，選作德僧。若原有僧眾中，既不能作學僧，也不能當職僧者，則使之受補習教育半年或二年，以求獲得與律儀院相等的程度。倘連補習院亦不能考上者，索性將他淘汰，提出一部分寺產，分養老院、殘廢院，俾安置一切年老及殘廢者。其餘無信心、無戒、無行者，即迫令還俗，設工廠、農場收容之』。×××的辦法，復經過內政部等數度會議，都感不到興趣，就無形中停頓下來，始終未見實行。
第四期
甲 舊會的整理
我的佛教改進運動，最近進入了第四時期。因為去年組織佛教訪問團到南方各佛教國訪問，雖出政府的關係，但亦為我原有的心願。因為我未到過印、緬等地，乘此可以考察南方的佛教，和瞻禮佛陀的遺蹟。出國前，曾從昆明飛回重慶一趟，社會部等曾談及健全佛教會組織及遷渝諸問題，使佛教會成為推動佛教事業的總機關，曾約待我回國後著手進行。今年回國，各有關方面又曾談過幾次，社會部近提出整理佛教會的意見書，內容說明中佛會演變的歷史，及政府整理的經過，滬辦事處停頓後應採的設施，對國家社會事業要有所貢獻。這意見書是徵求政府及佛教中人的意見而定其辦法。因為、佛教會無形解體，故先組織一個整理委員會，將舊有佛教會全部停止活動，以待整理而實行。去年公佈之修正章程，整理委員由政府聘請德學兼優的僧眾擔任，整理委員會可聘請與佛教有關的長者居士任設計委員。此書曾寄了兩份給我和李子寬居士，李居士曾回信補充意見，可加請章嘉、印光諸師及戴、朱諸公作名譽指導，這就是關於我回國後對於舊會整理的趨勢。
乙 大學的改建
我這次到緬、印、錫等地考察後，覺到以前的世界佛學苑雖然可用——該苑是包羅一切，新創一世界佛教，將世界所有各種文字的佛教遺產，收羅為綜合比較研究的根據，將研究所得的學理，樹立長久普遍的正規佛教——，但用諸改進中國佛教，尚不能作切實的根據，因這計劃太為廣泛。而在印度的摩訶菩提會等佛教團體，曾發起一佛教國際大學，與我世苑教、理、行、果四階段中的教理二階段甚相符。他們請我參加發起，我告以從前曾有世苑的組織，在中國已奠下點基礎，對於組織佛教國際大學甚贊同，惟嫌與世苑重複，不若將「世苑」、「佛大」合併成世界佛教大學。其院址不限定設在什末地方，為紀念佛陀和復興印度佛教起見，總辦事處可設在印度，歐、美、亞洲諸國，都可以遍設學院，如漢藏教理院，即可為世界佛教大學院之一，所研究的是佛教底高深學理，不須再學普通常識，依照近代大學制度，畢業後即授學士位。有一次、我和佛教國際大學的籌備員詳細談了兩個鐘頭，他們已把擬就的英文章程給我帶回，我現在也預備把世苑的章程寄去，以便互相交換意見，這就是最近世苑與佛教國際大學合併的計劃。
丙 新制的開建
新制的開建，這和從前僧制新論有著密切的聯絡關係。世界佛學苑，完全以研究世界的佛學，建立世界的佛教為目的的。世苑既有與佛教國際大學合併的計劃，使我更感到有復興中國佛教，以中國佛教作他的基礎和中心的必要。此對中國佛教的振興，雖有廣泛普遍的改進功用，但不能迅速的成為有效有力量的表規出來；因為、以中國佛教會為整理機關，僅能使全國的僧寺稍有適當的規制，不能存著過分的奢望。
所以、我們真正的要改進中國佛教，把重興中國佛教的力量發揮出來，我覺得是要有一個模範道場出現。訓練一班中堅的幹部人材，建立適合今時今地的佛教集團機構，使社會人士改善對佛教的觀念，使其他的寺院仿效學習。這種道場，無論選擇在那個山城都可以建立，這是前次所講「從巴利語系佛教說到今菩薩行」的今菩薩行之實驗，故和此次出國考察所得的觀感有關。就是說：「中國佛教所說的是大乘理論，但不曾把他實踐，不能把大乘的精神表現在行為上；故中國所說的雖是大乘行，但所行的只是小乘行。錫蘭雖是傳的小乘教理，而他們都能化民成俗，使人民普學三皈五戒，人天善法，舉國信行，佛教成為人民的宗教；並廣作社會慈善、文化、教育等事業，以利益國家社會乃至人群，表現佛教慈悲博濟的精神；所以他們所說雖是小乘教，但所修的卻是大乘行」。故我當日曾談到要實行今菩薩行，而大小乘的判別，應該從行為表現區分，光是把「眾生無邊誓願度」放在嘴巴上，這不能表現大乘佛教的真精神！
在佛教戒律中，有所謂苾芻學處，我現在很想來建立一菩薩學處，位分六級：一、結緣三皈：這是些雖皈依於三寶，對三寶尚無正信和正見的徒眾。二、正信三皈：這都是些智識份子，對佛教已有正當的了解和信仰，由正信而皈佛教者，年齡學識約當十九歲以上及曾受中等教育的程度。三、五戒信眾——五戒上可受短期的八關齋戒，但不另成一階級——：受五戒後，有兩條路線：一條是由五戒後直接發起菩提心，受菩薩戒，成為在家菩薩。一條是受五戒、習八戒後，轉進入出家階級，作沙彌、比丘，受十二年的教育而成為出家菩薩；這和前說的學僧制有著聯絡的——在家菩薩經過二十年以上來出家，可適用寶華山般的傳戒儀式，五十三天中受完沙彌、比丘、菩薩的三壇大戒，頓成出家菩薩，因為、已有二十年在家菩薩的實驗。前年鐸民居士與梅光羲居士談五十歲以上方可出家，可與此制相當。四、出家菩薩，自有其集團制度。更有已具德行、已成菩薩者，統理菩薩學處，在家菩薩、出家菩薩之事業，直稱菩薩行，這是在組織的階位上說。從正信三皈，到五年出家菩薩的初階，應有幹部人材的訓練，以養成菩薩學處的幹部人材。在家菩薩下至結緣三皈，都可為菩薩學處攝化的大眾。菩薩學處的出家菩薩，要經過十二年戒定慧的修學，或經過在家菩薩二十年而出家，但終身作在家菩薩亦宜，以在實行上，同為六度四攝，即是實行瑜伽戒法。六度、四攝是一個綱領，從具體表現上來說，出家的可作文化、教育、慈善、布教等事業，在家的成為有組織的結緣三皈、正信三皈及至五戒居士在家菩薩，農、工、商、學、軍、政……各部門，都是應該做的工作，領導社會作利益人群的事業；六度、四攝的精神，就在個人的行為，和為人類服務中表現出來。學處內設立出家菩薩養成所，經過沙彌二年、比丘十年的時間。在學僧的過程中，更設出家菩薩訓練班，使能涉俗利生。另設在家菩薩訓練班，因為、他們對社會事業雖然有經驗，但參加佛教的幹部工作，應更加短期訓練。在三皈至五戒間，則有信眾訓練班，在總組織則有佛教會。幹部人材都可作佛教會發動機。
在攝化大眾的廣泛事業上，在家菩薩什麼工作都可以做，出家菩薩則做文化、教育、慈善。文化方面的，如圖書館、書報等，教育方面，如小、中、大各級學校，慈善方面，為醫院、慈幼院、養老院等。資生方面，如工廠、農場、商店等，都可以佛教個人或團體名義去辦，移轉一般只談佛教消極不辦事的觀念；即在個人行歷中，亦處處現出信仰佛教。向來社會上作事的佛徒，大都不肯承認自己信仰佛教，所以社會人士，就說學了佛不再做人、做事。在家菩薩能夠在每一事業上，都表現出佛教徒精神，社會人士自然對佛教生信仰，僧眾的地位也因此提高，恭敬尚且來不及，那裏還會來摧殘佛教？真正的大乘佛教實行到民間去，使佛教成為國家民族、世界人類需要的精神養料，佛教當然就可以復興。不過、這裏所說的，最要緊是實行表現出來，不僅是空口說白話，或以筆墨寫成的文字。
把最近新制的開建講完，「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在此暫告一段落。現在把菩薩學處的系統表格列出，以作這次演講的結束吧：
（學戒定慧） ┌─比丘─沙彌─八戒─┐ │ ╱ ╲│ ┌位──菩薩───出家菩薩┤……在家菩薩────五戒─┬正信─┬結緣 菩│ ││ │ │三皈 │三皈 │ │└──────┬────┼─┘ │ 薩│ │ 幹 └────┬┘ │ │ 部 大 學│ │ 訓 眾 │ │ 練 攝 處│ ┌六度┐ │ 化 └行┤ ├─文化教育慈善──政軍學農工商 └四攝┘
┌─出家菩薩養成所──比丘十年，沙彌二年。 幹部┬──┤ 出家菩薩訓練班──三月至半年。 訓練│ │ 在家菩薩教務訓練班──一月至三月。 │ └─信眾教務訓練班──半月至一月。 ├────佛教會──各級會務 │ ┌─文化事業──圖書館、報館、書局、宣講所、研究會等。 大眾┴──┤ 教育事業──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研究院等。 攝化 │ 慈善事業──慈幼院、養老院、救苦院、濟病院等。 └─資生事業──農場、工廠、合作社等。
（演培、妙欽、達居合記）（見海刊二十一卷十一、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