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來之中國佛教
——二十六年作——
一
距今三十年——光緒三十四年——，金陵刻經處楊仁山居士，得錫蘭摩訶菩提會會長達磨波羅居士來書，約共同復興印度之佛教，以為傳布佛教於全球之基本。楊居士因就刻經處設立祗洹精舍，招集緇素青年十餘人，研究佛學及漢文，兼習英文以為進探梵文、巴利文之依據。後雖以經費支絀，不二年即停止；然摩訶菩提會則仍繼續進行，近年已有釋迦牟尼佛初轉法輪之鹿野苑設立國際佛教大學，並設分會於哥侖布、加爾各答、倫敦、紐約諸地，由法理性海氏繼達磨波羅後，迄今擴充未已。且參預祗洹精舍諸緇素，若歐陽漸、梅光羲、釋仁山、智光等，多為現今佛教中重要分子，而筆者亦其中之一人也。
先是、楊居士曾隨使節出赴英、日廣交各國佛學人士，與曾譯漢文大藏經目成英文之日人南條文雄，交尤莫逆。後居金陵，專事刻印流通佛經，乃從日本搜回我隋、唐古德多數遺著弘布之，故為當時國內外佛學界所宗奉。英人李提摩太，亦嘗就居土以大乘起信論譯英。稍後，上海哈同夫人以烏目山僧宗仰之引導，就日本弘教書院藏經排印發行。至民十二，商務印書館有日本所編續藏之影印。民二十，朱慶瀾、葉恭綽、釋範成等又影印磧砂版宋藏。而合金陵、揚州、常州、北平、天津各刻經處所刻木板經典既漸臻完備，新式之佛學書局亦分設於各大都市。以藏文佛典譯漢文者，則有漢藏教理院法尊及菩提學會湯住心等；以漢文佛典譯英文者，則有黃茂林、呂碧城等。此為三十年來中國佛教文獻翻譯傳播於國內外之概況。
二
中國在三十年前，因感外侮有變政興學之舉，所辦新學新政往往佔用寺宇，撥取寺產，激起僧眾反抗，由聯日僧以保護引起外交；乃有使僧界自動興學，自護寺產，另立僧教育會之明令。浙江之寄禪、松風、華山，江蘇之月霞，北京之覺先等，南北呼應，為當時組設僧教育會而辦學堂之僧領袖。筆者亦適於距今三十年之秋，隨寄禪長老參預寧波及江蘇各僧教育會之成立。時所辦學堂，大抵為國民小學一所及僧徒小學一所，例如普陀僧教育會在定海縣治立國民小學曰慈雲，今猶續辦，並於普陀立僧小學曰化雨，初由華山及筆者相繼主持，延續至民二十，改為普陀佛學苑，不二年停止。然江蘇僧教育會獨在南京開辦一所僧師範學校，月霞、諦閑等相續主持，約經二年，至辛亥革命軍達到南京而停辦。此於後來所辦之僧教育，亦稍有關係。
入民國後，由寄禪長老領導全國僧教育改組成中華佛教總會於上海。寄老雖因護教於民元示寂北京，而此會則民二已於各省縣設支分會三四百起，實為中國佛教團體有全國系統組織之始。在南京臨時政府初成立，筆者與釋仁山等先於南京及鎮江，有佛教協進會之設，以教理、僧制、寺產三種革命為號召，曾引起極強烈之保守與改進的鬥爭，後因寄老及亞髡之調解，協進會自動解散，共同加入於中華佛教總會，由筆者任佛教月報編輯，從此中國佛教會乃並含一種改革僧寺制度之因素。蓋自僧教育會演變之佛教會，初不過為護持寺產而已。逮民四、中華佛教總會為袁政府頒布管理寺廟條例所取銷，北京覺先等雖斷斷續續先後反對，至民九、曾將條例一度修改，民十四、筆者且曾發起中國佛教聯合會之組織，亦散漫未著效力；故此十餘年間，遂又為全國僧寺無有系統組織之時代。
民十五、六間，社會起大變動，河南省等有毀滅僧寺之案，全國僧寺岌岌危殆。至十七年，在廟產興學呼聲下，有內政部新訂管理寺廟條例公布，頗能激起全國寺僧保護寺產之熱情。時筆者在南京籌設中國佛學會，開辦僧眾訓練班，並定次年召開全國佛教徒會議。上海另有江、浙佛教聯合會之設，亦提出整理僧伽方案。然改革或整理僧寺，為筆者民初首先啟發之運動，民四著整理僧伽制度論，曾訂詳細之辦法，後於海潮音月刊等亦屢有關於改善僧制、寺制之論述。至民十七、八間，遂頗有成熟之勢。故民十八組中國佛教會及分設各省縣佛教會，以成全國系統之組織，筆者於其時一二年間實主持之。迨管理寺廟條例改成監督寺廟條例後，寺產漸有保障，而佛教會又為保守分子佔優勢，雖於逐漸改進之辦法亦難施行，筆者因於民二十後不再參加中國佛教會。但民十六後，於海潮音、佛教評論、現代僧伽、現代佛教各刊物上，時有新興作者著論攻擊保守而鼓吹改進，漸能影響一部分黨政當局。且因中國佛教會辦理不當，為各省會控告反對，乃於民二十五由中央民眾訓練部，忽有對於僧寺積極組織及整理之「修正中國佛教會章程草案」提出，主張改進者贊成鼓吹或討論研究，極形熱烈；而保守之中國佛教會主持者，則大起恐慌，極力阻止破壞，一時形成極尖銳之對立鬥爭，卒致修正草案流產，迄今仍陷於不生不死情狀。要之、如有寺院僧尼之存在，即為代表佛教之主體，若不能適合此時此地之社會需要以發揚佛教精神，即失其存在之意義！於此如不謀改善，必歸淘汰，而現今中國之寺制僧制，必待整理，乃堪表揚佛教，否則、反為使人誤解佛教之魔障，殆已為佛教徒非佛教徒之有識人士所公認。而代表佛教之僧寺，未能趕上現代國家社會之建設，則僧徒頑固者實莫辭其咎！
三
祗洹精舍雖居士所設，而就學者比丘為多，故為高等僧教育之嚆矢。與之相先後者，則有依日人水野梅曉在長沙所設之僧師範學堂，亞髡在揚州天寧寺所設之普通僧學堂，及江蘇僧教育會在南京所設之僧師範學堂，然皆不久停辦。民三、有月霞法師依上海哈同花園所設之華嚴大學，轉輾遷移杭州海潮、常熟興福，得持松等繼承，復有了塵、慈舟等分枝武漢，在僧中頗形成為一學派。稍遲、有諦閑法師在寧波所設之觀宗學舍，今演變為觀宗寺弘法研究社，及分為高郵之天台宗學院，及天台之國清寺研究社等，亦在僧中形成為一學派。
至民十一、筆者在武昌以李開侁等之援助，設立佛學院，遂於僧教育開一新局面。不惟影響於青年僧甚大，且於學術、文化及政治、社會各方面，均有相當影響。迄今演續為世界佛學苑圖書館及研究院，則由法舫等代主持；而直屬分設者，尚有法尊代主持之漢藏教理院。其仿設者，若常惺於廈門之閩南佛學院，民十六後、曾由筆者與芝峰、會覺、大醒、寄塵等持續之；他若大醒、心道於福州之鼓山佛學院，大醒、寄塵於潮州之嶺東佛學院，寄塵、容虛於九華山之江南佛學院，慈航於安慶之迎江佛學院，常惺、台源、法舫、容也、量源在北平之柏林寺、法源寺、拈花寺學院，慕西、淨嚴之河南佛學苑，寬融之普陀佛學苑，妙闊在陝西之慈恩學院，昌圓、廣文之四川佛學院，永昌之貴州佛學院，靜嚴之焦山佛學院，大醒在江北之覺津學院，談玄在奉化之雪竇學寺，芝峰、亦幻在寧波之白湖講舍等；或曇花一現，或獨在持續，皆出於佛學院直接間接之關係。其他若竹林佛學院、玉山佛學院、法界學院、光孝學院、棲霞學院，北平之弘慈學院，湖南之祝聖學院各僧教育機關，均有以上各學院之學僧參預施教，然各學院迄今未能有一系統之學制，而世界佛學苑亦尚無使佛學世界化之效能，殊可遺憾！
關於女眾教育，則有武昌之佛學女眾院，及尼恆寶主辦之菩提精舍，漢口尼德融主辦之八敬學院；而女居士尤以創立香港東蓮覺苑之張蓮覺，主辦奉化法昌學院之張聖慧，主持無錫佛學會過聖嚴為傑出。
四
在昔雖亦有在寺院宣講經論之法師，而聽眾限於僧徒或少數善信男女，鮮能影響學界及一般社會人士者。迨楊仁山居士在金陵設佛學研究會，而章太炎等邀月霞法師赴日本為留學生講經，蒯若木等在北平邀道階法師講研佛學，實開學界、政界之學佛風氣。入民初、李證剛等七人籌設佛教會，發布文告，欲一舉而滅寺僧，代以居士佛教，旋以遭反對而自停止。時有狄楚卿等在滬出佛學叢報，范古農等亦於杭嘉設會研究佛學。至民國四年，因日本要求來中國傳布佛教，北京政局中人發起請諦閑、月霞二法師，開講經會，影響漸廣。民七、筆者與蔣作賓、陳元白、章太炎、張季直等在滬設覺社，公開演講佛學，並出覺社季刊——後改為海潮音月刊——；自是漢口、北京、杭州、武昌、廣州各地，時有公開之講經法會；由各界學佛居士為主體所組成之佛學會、佛學社、佛教正信會、佛教居士林等團體漸多。若靳雲鵬領導天津居士林，胡瑞霖領導華北居士林，皆負時望；而以謝健、梅光羲等之南京中國佛學會，為有全國性質之組織。
在家學佛團體之有特殊性質者，一、為南京歐陽竟無、呂秋逸等之支那內學院，雖亦有學僧出入其中，然於僧教育無何影響，而學界頗有由之研究唯識，講佛學於各大學者。二、為北平韓德清、徐森玉等之三時學會，專講奘、基學並設辦醫院等。三、為上海段芝泉、湯住心等之菩提學會，則以西藏佛教為中心，從事翻譯，亦兼作弘化慈善之事。其他更有專修密宗各團體、專修淨土各團體等，不遑枚舉。
各居士團體除研究修持弘布佛法，更能舉辦諸事業，則以王一亭居士等之上海居士林，辦佛學書局及佛教公墓，香港東蓮覺苑亦辦佛教公墓，上海淨業社葉恭綽居士等辦法寶圖書館，武漢正信會李子寬、鍾益亭居士等資助男女佛學苑及廣施醫藥，而正信會之周刊，佛學書局之半月刊，沙巿居士林之佛海燈，天津解行佛學社之佛教月報，星洲轉道學院之佛教與佛學，廈門市佛學會之人間覺半月刊，香港東蓮覺苑佛學會曾辦人海燈、香海月刊，菩提學會接辦微妙聲月刊；而上海之佛教日報，雖由佛教各方面緇素同人共所維持，然繼續至今，實以張靜江、朱子橋、鄧慧載、胡厚甫、范古農各居士之力為較多。
各大學於文學院哲學系中列印度哲學而講佛學，應始於北京大學之張克誠、鄧伯誠、梁漱溟等，今有熊十力、周叔迦等尚在講授；他若筆者及唐大圓、張化聲、陳維東等，曾講於中華大學；李證綱、景昌極等，講於東北及中央大學；劉洙源、王恩洋曾講於成都大學，其他各大學之短期講授者尚多。
五
中國佛教，近年漸從「寺僧佛教」解放成「社會各階層民眾佛教」，新興居士及青年學僧，極易吸收各方輸入之異質。關乎佛教者，有探古源於錫蘭、西藏，而趨現勢於日本、西洋之兩方向，今有極端學西藏而欲一舉易華夏之舊者。而近年留學錫蘭、暹羅、緬甸之風氣亦在開展，尤其日本繼承中國舊有之全部，其探源錫蘭、西藏亦佔先著，而以國家社會皆已現代西洋化，故對於西洋之佛教新研究思想，尤能充分領用，隨明治維新而成為適應新日本之新佛教，在在皆足引起中國佛徒之亦步亦趨。
日本於明治維新之初，佛教寺僧亦曾受摧殘打擊。未幾、因有不少日僧留學西洋，極力將佛教適應現代思想。又先於數百年前，已有通俗化之淨土真宗為榜樣，且其寺僧除極少數律宗僧，其他各宗僧本不受比丘戒，故明治政令皆使姓氏飲食男女同俗，所謂僧侶——僧侶非比丘——唯在有佛教學識及依佛教為職業，不關特殊律儀及修養，此日本現代佛教，植根三十年前，而三十年來則正為收其成果之時代。例如佛教所立大學有六所之多，各宗皆成嚴密系統之組織，有宗務院以執行宗派行政，在編印大藏經及續藏又續藏後，大正年間又編印成大正新修一切經，又有譯漢文佛經成日文之國譯大藏經，更將錫蘭巴利文南傳大藏中未經漢譯者補譯成日文，其他專門中等以下之教育及社會慈善公益之發達，更不待言。
然日本佛教至近年已由發展之極而入於爛熟時代，因適應「工業革命所成資本主義社會」以興起之佛教，亦必隨資本主義之病態而現其病態，故中國佛教之革新，不能專以仿從日本佛教為能事。應本實際之中國佛教，吸收東西古今一切特長，以成為中國的或世界的現在到將來之新佛教。
六
佛教雖源出印度，而印度早無佛教。然印度初五百年者，可徵之錫、緬、暹羅所傳；次五百年者，可徵之中華、日本所傳；後五百年者，可徵之藏、蒙等處所傳。原有之佛教限於亞洲此三區域，而近百年，則已漸及歐、美而遍達寰球，尤其是在三十年來或歐戰後傳播極其迅速。以英國殖民地若印度、錫蘭等關係，及英文與梵文、巴利文、藏文較易通譯關係，首由巴利文、次及梵文、藏文將佛典譯成英文，輸入歐洲，依梵文或間接依英文轉譯為德文、法文、意文者亦多，梵文佛學尤以德國之研究為盛，而錫蘭僧徒今有居倫敦、巴黎、柏林、紐約以傳佛教者。佛教在美洲東部由英國傳入，接近錫蘭佛教，而西部太平洋沿海，若加里福尼亞州之舊金山各處及夏威夷島等，皆為日本佛教傳布之地帶，然日本佛教除美洲西部一帶，於歐美其餘各處無何影響。
西洋因與中國之文字隔膜太甚，且中國或西洋學者又大抵習儒道諸家學說，鮮有佛教研究，故佛經由華文以譯入西洋歐、美者，絕無僅有，所有亦遠出由巴、梵、藏文轉譯者之下，因此，歐、美人皆不重視中國佛教之研究。然中國佛教近年漸為歐、美佛學者或佛教徒之所崇重，一、由筆者於民十七、八間之遊歷歐、美，宣傳佛教，當時曾在巴黎發起世界佛學苑及設通訊處於巴黎、倫敦、福朗福特、芝加哥諸處，並與德國福朗福特中國文化學院院長衛禮賢，有大規模譯華文佛典為德英文之約，惜因籌款無著及衛禮賢之病逝，未能有成。然在巴黎所刱設之佛友會，猶繼續著與倫敦亨佛利士主持之佛學會，同為歐洲佛教較廣闊之組織。二、由照空來華出家受比丘戒，返歐大事宣傳，率男女徒眾十二人再來中國受戒為僧尼，其半數已回歐洲宣傳中國佛教。三、由杭州邵福宸等佛化歐美推行社，及上海胡厚甫等法明學會，頗與在中國及在各地之歐、美佛徒相聯絡而通聲氣。
七
關於世界的或國際的佛教徒聯合會議，始於民十三、由筆者在廬山大林寺之召開第一次世界佛教聯合會，到會者除中國外，有日本及英、德等佛教徒代表，當決議次年在日本開東亞佛教大會。屆期，中國去三十名之代表，開會三日後，游歷日本各地，受其佛教徒盛大之招待。其時，到會者更有錫蘭、暹羅、緬甸代表及英、美來賓。近年由日本主持所開者，有太平洋佛教青年會，在夏威夷島及東京各處舉行會議，中國佛徒因其有偽滿參加，未派代表出席。
民二四，由中國受戒回歐洲之德僧照空等，曾在倫敦召開歐洲各國佛教徒會議，因決議去年仍在倫敦開第一次國際佛教會議，吾國未有代表參加。本年於巴黎開二次國際佛教會議前，筆者因得通知，遂以中國佛學會理事長名義，推我國駐巴黎總領事林實代表出席。頃得皈依弟子巴黎佛友會會長龍舒貝勒來函報告，茲錄入以為茲題之結束：
第二次國際佛教會議，因有亞洲代表之出席，獲益特多。中國、錫蘭、日本等國之代表，曾將該國等佛教工作狀況，向大會報告。同時，法、英、德等國，宣示彼等社會中佛教工作之中心思想，需要與鼓勵。
巴黎佛友會，為太虛法師與其信徒舒龍貝勒女士等所刱設，應請諸君記念勿忘。
依據太虛法師來函，本會請林君代表中國出席。林君報告中有云：「中國國民革命成功，言論思想已獲得自由，故研究佛學之活動興盛，如戴季陶、張靜江、朱慶瀾諸氏，現皆為佛教之信徒」。
於最後一次會議，林君提議設立中央基金，以資助佛學之研究。此種基金擬由佛教國捐助而成，專用於：一、交換學生，二、刊印佛學書籍，三、交換講師。請將此意轉達中國民眾，或足增進世界和平。再者，巴黎大學教授等之參加，對於本會亦增光不少云。
（見海刊二十一卷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