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當從革心起
——二十五年四月在常州中山紀念堂講——
一 緒論
二 革命的古義
三 革命的今義
四 革命是果革心是因
五 心的分析
六 革心的可能
七 由革心而成革命即內聖而外治
一 緒論
今天、因為各界的要求，到此地文化中心的中山紀念堂來公開講演。以佛法的思想，對於中山先生的革命意義作進一步的認識，故題為「革命當從革心起」。
我覺得，現在的中國，無論政治、軍事、文化、建設等等，在進行上有很好底氣象，是中山先生的致力於國民革命四十年的結晶。然而、在國民革命進行上，到了何種程度？這還是如中山先生的遺訓一樣：「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坐在紀念中山先生之中山紀念堂裏的諸位同胞們，要下最大的決心，承繼中山先生革命的精神，完成中山先生革命的事業，這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所應注意的！在目前、大眾所注意的革命可以成功的重心，皆寄託於軍事、政治、經濟等等，這些確是重要；但革命的成功，還有種種的因緣也須顧及。我覺得、佛法道理，對於革命進行上，有很大的貢獻與幫助！
中山先生在建國大綱裏面講，一個國家的建設，分物質建設和心理建設兩方面，尤其是心理建設，是一切事物建設的根本。可知革命應注重革心，亦即所謂「心理改造」。無論人類或是動物昆蟲類，都有一種心理作用。心理最深最隱的根源處，人類和高等動物或低等動物，一切平等。世間的事結果好壞，皆基於心理的好壞而決定。中山先生的信徒，及中華民國的國民，應當注意於此，路才不會走錯！不過、世間學者的主觀不同，對於事物的看法亦不同。如唯物論者或唯心論者的哲學家，他們對於心理的分析，事物的辯證，說法不同，主張不一。其實革命思想，古今有史以來的造就大業者，最扼要發動力，在心理上經過種種底變化作用，結果才完成革命的工作。所以、世間一種偉大事業之成就，要先有決心與宏願，否則、無從實現。如我今在武進佛學會所講的唯識三十論，所討論的中心問題，就是關於心理的變化作用。通達變化的心理，運用他的變化的功能，應付變化的環境，勇往直前，卒立心理上所創造的將來大業，這就是心理建設的所在。
二 革命的古義
革命的名詞和革命的事實，在中國古書上、歷史上、已經實現過了。很顯著的革命，是夏至商、商至周的湯武革命。原來、革命是政治生命的根本改革，夏朝的起初是很好的，可是、到了夏桀王就不對了。他在深宮中飽受婬樂，置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而不顧；所以、成湯在這個時代起來革命了，率領著人民，革除夏代不良的政治與事業，另造成新的朝代，救民水火。到了商末時代的紂王，又荒婬無道；於是、周武王率領諸侯興師問罪，消滅了不良的勢力，施行道德的周朝政策，使人民安心樂業，得以維持且發展國家民族的生命。所以說：「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因為、商湯、周武的革命，是弔民伐罪，救人民於水火之中。所以、革命是革除國家不良的勢力而樹立好的政治，此為中國古來革命意義之所在，是不可輕視的史事。
革命的命字是何意義？一、是古書上所謂「顧諟天之明命」的命。天命是政治的本源。比方、帝王稱為天子，是天命他到人間做帝王，保國愛民，發號施令，一切的政治、軍事、法律、制度，均由天子一人計劃決斷。這樣、發動根源的天子，是要時時顧及「天之明命」的；若違反天命，就是要受天命的制裁和處罰，而甚至有生命的危險。那末、現今民眾時代的應天順民革命領導者，他就是為民族生存而奮鬥而犧牲的偉人！天命的天之意義，是自然而然之民眾公共心理的意義，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一切適合天人的自然法則，則可生乎天地之間，存乎人倫之類。如果違反自然的公理，則不能生存天地之間。如果違反時代的思想和環境的需要則等於自殺，一切沒有希望！
二是政治制度的命令，在詩經大雅篇裏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這是說：周國雖舊，至文王能以德及民，始受天命；武王革了商朝的命，而建立周朝的新制度，所以、周雖舊邦，但一切政治建設，不是從前紂王時代的樣子，救人民出水火，置國家於安全，把政治、法律等等另有一種新的建設。這是中國古代的革命人物與革命的思想一貫的表現。
三 革命的今義
一、政治革命 講到現代的革命，大概有三種意義：即所謂政治革命，社會革命，文化革命。政治革命、在東西洋各國，都有這種事實的經過；在歐洲數百年前，先有羅馬舊教蛻化到新的基督教，引起了思想上的大轉變，由英國立憲、美國獨立、激生法國大革命怒潮，由君主專制進到民主政府的成立。以後東西洋各國，或以戰爭或和平紛紛改變為立憲或共和，這都是政治革命。
我國自中法戰爭之後，有中山先生之大聲疾呼，鼓動國民革命，經過長期間之努力，以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的精神與政策，推翻了三千餘年的君主之專制政體，於是國家政權的掌握在國民手掌之中。這不僅由於中山先生堅苦卓絕百折不撓的奮鬥精神，亦由於中國國民黨的黨員，都能嚴守黨的紀律，忠實於三民主義的政治革命主張；唯其如此，中國國民黨得成為中國民眾的政治信仰中心。雖然、中國國民黨在中國政治革命史上有光榮的一頁，可是國際狀態如是險惡的現在，在暴日進逼如是深入的現在，在赤匪擾亂如是凶殘的現在，在民生凋敝百業流離的現在，距離革命的成功實現尚遠，如果國民黨不能負起建國治國救國的責任，實現國民革命的理想政治，完成國民革命的使命與工作，則政治革命的結果，尚不易測度！
二、社會革命 社會革命、他比政治革命有更重要的意義，社會革命就是經濟革命。因為近幾百年，由科學的發明，有種種的機器創造出來，一切手工業的製造均以機械來代替。以火力、電力供給機器的發動力，所以無論工業、農業，在從前需要幾百人或幾千人的力量，才可以出產的，現在只要一二人司理機器的關鍵，出產品還要增加和進步。靠手工業而生活的大眾，完全被機械劫奪去了。所以人類社會，自然的被分為勞工與資本家的兩個階級；資本家的驕奢淫逸，和勞工大眾的窘迫困苦，乃有社會革命的暴發。政治當局，若能覺悟到勞工大眾生活困苦的情況，運用政治力量救濟工農，致力於各種事業之建設，此即我國國民革命中民生主義實施的一條正大光明之路。
三、文化革命 一個國家、民族，那怕是在最初的時期，都有他的文化。所謂文化，含義頗廣，我們自不能一一申述，惟擇其最要者，便是：言語、文字、思想、風俗、倫理、宗教。從原始時代的這些語言、文字、道德、宗教……隨著時代的進化，積年累月，經過人類拿來做了改變自然界，而適合人類社會所需要的工具。文化的本身，與人類社會發生密切的關係；既有了這種關係，所以、到了不適用的時候，須要改革；文化革命的基因，即在乎此。今日思想界已混亂到了極點，從改革中，努力建設民族革命的文化，至為重要。優秀的國民，皆應具有文化建設的精神，不然、在中國國民革命的三民主義中之民族主義，豈不是毫無意義？孫中山先生的所謂，「三民主義」的革命意義，如民權主義，這是政治革命；民生主義，這是社會革命；民族主義，這是文化革命，也即是心理革命。
文化的含義很廣，不管他是東方文化或西方文化，舉凡政治、經濟、教育、道德、風俗、宗教、哲學、文藝，皆是文化。總而言之，文化支配了整個人類社會。但是、所謂文化革命，不要輕視了歷史的發展和時代的需要！採取科學方法，應用原有文化的各體系，創造適合現在人生的文化，這才是努力於文化革命的最忠實的革命先進。
四 革命是果革心是因
世間一切事物，皆從人心的思想轉變出來，所以、革命事業的指導者，吶喊著「革命先須革心」；因為、心能給以新生命之源泉。我之所謂「革命當從革心起」，就是把心中舊的惡習氣革去，在革命的意義上，無論政治、社會、文化，便頓成新的善的生機，這才是偉大的革命。
世界各國革命，各有其旨趣之不同。我國中山先生的革命論，為復興民族，使淪落於垂危之中華民族，從水火之中救出來，得一甦生之路；若能依從三民主義革命的真理去做，則民族自然會興盛起來。然而、人心有好有壞，如果沒有好的心理，雖有政治、法律而不得其用。所以、如果要想革命有很好的結果，先要從人心理上建立好的基因。這不是說一說就算了，主持革命的中心人物，必須有此善心誠意，才能盡其應盡的責任，完成革命的事業。所以、革命的偉業，必須先從革心上做起。在佛法裏講，凡是要想有好的結果，先要發好的心以為因，在人心方面有了改善，事業方面必定收獲好的效果。「革命是果，革心是因」；人心的改革，確是一切問題的先決問題。
五 心的分析
一、潛通的精神界 依據佛學，我們人類乃至一切動物——即一切眾生，有精神界的互遍相通的作用；它、隱潛在一切動作的內心底下。所謂精神，含義至為廣漠；心理學上所研究到的，祇是人之心的作用，或心的過程。如所謂潛在意識，即於人類及眾生的精神界，沒有顯然的區別。這種相通無礙的本心，即是佛學上所謂阿賴耶識，也即所謂『三界唯心』。
既有潛通的精神界，那末、一個人的好壞，可以影響到一切人類，一個人的精神不安，亦能影響到大眾之不安。所以、往往一部份人惡劣的行為和不良的習慣，普遍到整個社會群眾裹面去。因此、社會大眾的精神，興起了不安的紛擾，出現為種種的災禍。如果有一種平衡的力量，保持潛通的精神界之安甯，世間一切便是慈祥和平的顯現。現今人們放縱的行為，造作了許多無惡不作的惡業，從精神界的擾亂，乃出現為外境的危險，而現前的天災人禍的劫難，遂一幕一幕地表演在我人的面前。照這樣看起來，災難的所由來，乃出於心理，在普通的心理學上，雖還沒有討論到證實到，而在佛學上，關於心理造作的因果報應，早已分析得極其詳細了。
二、顯著的心理作用 一、善的心理作用；善的心理、就是道德，道德就是善的標準，而善的標準，要建立在宇宙人生如何生存、與如何安立的因緣理性之上。世間萬物，皆由眾多因緣所成；一個國家社會，也在許多的關係因緣之中而和合成立。由此、道德的標準，要以利益社會大眾為前提。我們信仰世間事物的成功，是由於很多的關係——所謂因緣。這樣、我們要以大公無私的心去利益大眾，這便是大慈大悲的菩薩心腸。人能以利益大眾為前提，則將來國家社會的自由、平等、繁榮、發展，皆可於此——善的心理——建立了良好的根基。從此入手，不難達到自他俱利的幸福境界。
二、非善的心理作用：非善的、即是與善相反之惡的心理，乃是唯以個人利益為前提，不惜以害他為手段的。例如在人類中為自利而予他人之痛苦，或見他人有痛苦而不救濟，或他人無論造作何種事業漠不關心；只為自身之快樂，而對他人懷惡意以去損害，這如同帝國主義的國家，為自利而害他，但害他行為之結果，必致自他俱害。在近代人類史上，以自利為目的、害他為手段，而乘機奪取，互相殘殺的事，時有所聞。要想消滅現前的殘殺無道的行為，而達到平等博愛的坦途，唯一的辦法，要從改革人心做起。要明白世間事物，彼此都有互相關係，在生存的關鍵上，不離因果法則。如果明白這種方式，分析清楚善的心理與非善的心理，糾正自他俱害的觀念，發揮發揚自他均利的真理，降服非善的心理，使善的心理增起來。那末、「小人道消，君子道長」，如是而信，如是而行，於是潛通的精神界中不良的習慣減少，善良的習慣勢力增加，則國家社會、世界人類，均可得到真正安樂的途徑。
六 革心的可能
一、擴充善的心理作用 怎樣擴充善的心理作用？在佛學上、有一層一層的很深切的道理與方法，可以決定擴充善的心理作用的方針。如果以佛學為出發點，不但可以擴充善的心理作用，亦可以消滅非善的心理作用。消滅非善的心理作用，即是擴充善的心理作用的表徵。然所謂擴充善的心理作用的工具究竟是什麼？我簡明的回答一句，即是「六度」的實行。這六度法門，乃為消滅六蔽——慳貪、毀犯、嗔恚、懈怠、散亂、愚癡——非善的心理作用。這非善的心，是自私自利的心，人有了自私自利的心，不顧大義，蒙蔽公理。惟其如此，故現在就以此六蔽為非善的心理根本，以六度為善的心理實質，在革心的可能方案上，有了最切要的把握，來啟發擴充善的心理作用，養成消滅非善心理作用的能力。
甲、布施度慳貪：慳吝與貪求，是自私自利的世人通病。世人對於財物，都希望為他個人所有。因為非分的貪求，於是去作損人利己的事，甚至傷害他人的生命。而自己所有的財物，卻不肯給人，這是非善心理的魁首。所以、現在要用布施去除掉慳貪，擴充布施的善的心理作用，將自己所有的財產、勞力、身命，以利益於人。站在善的心理立場，應該不惜犧牲自己去供給社會群眾。乙、持戒度毀犯：凡是世間的事，都要注重道德上的修養；所謂修一切善，止一切惡。儒家所謂「禮義廉恥」，即佛家五乘共法之人乘善法；我們要努力去奉守，不可違犯，養成「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等如法行為。在行為上，在心理上，要有這種嚴格的訓練，才有做人的資格。丙、忍辱度瞋恚：古人所謂「酒色財氣」，這個氣字，真害煞人！往往有人遇著不滿意的事情，小題大做，生氣動氣。世間本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只要忍耐得住，「忍得一時之氣，免得百日之憂」。所以、千萬別要生恨動氣，以致危險到無法挽救。慳貪是慾，而瞋恚是忿；所以、有「懲忿窒慾」的古訓。丁、精進度懈怠：一般人，對於有利益社會大眾的事業不作，而個人一味底放逸、懈怠，結果、個人的損失無庸說，連整個的國家社會、也墮落了。設使不懈怠放逸，依著佛法的「精進」，勇猛去為國家社會服務，則人群的利益，必定收到很大的效果。戊、禪定度散亂：禪定能止息人心的散亂。人心散亂，對於任何事情也看不清楚，精神的力量不能集中統一，則一切事缺乏創造力而無從實現。因之、中國古代的聖賢，有重要的明訓，所謂「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己、智慧度愚癡：沒有智慧的愚癡人，於宇宙的真理，人我的關係，都不明白；如是不識因果時勢，專幹自他無益的工作，遇到了形勢險惡的時候，不知如何是好。如果我們以佛法真理為主旨，明白因緣所生法，體驗人生真意義，乃可完成善的心理。
二、消滅非善的心理作用 修行六度的法門，不但能擴充成就善的心理作用，同時、可以除去六蔽以消滅非善的心理作用。在中國古聖賢的修養上，就有很多不能否認的事實。甲、伊尹為聖之仁者：假使天下有一人或飢或溺而不得其所，他定要予以救濟，這就是行布施而已破慳貪的好例。乙、伯夷、叔齊為聖之清者：能進則進，不進則退，潔身自愛，雖處於他人有破壞禮法之時，他獨高超而不染，這便是持戒而不毀犯。丙、柳下惠為聖之和者：對於他人，他總以和平忍耐去克服暴慢之氣，堪稱忍辱度瞋恚的模範人。丁、大禹的「三過其門而不入」，一心為大眾謀利益；墨翟的晝夜不休，自苦為極，均是實行精進而無懈怠的。戊、顏回的心齋；一點妄想也沒有，連自身也坐忘了，可謂修成禪定無復散亂的榜樣。己、儒道所宗的周、孔、老、莊，均具有甚深的智慧；研究他們的學術思想，在學術上的創造與成就，不是普通人所能及的。
如上所述，修行六度，對治六蔽，擴充善的心理作用，消滅非善的心理作用。這樣、確有革心的可能。
七 由革心而成革命即內聖而外治
根據六度來革除心裏的六蔽，在革心方面講，誠有確實的把握。有了革心的辦法——六度法門，由此革心的成功而革命，必定完成良好的結果。但在革心的進程和效果上，有淺有深，有君子賢聖的區別，要看革命家心力如何而定。在深的方面講，大賢能成功革心，即成聖人，能作革命的領導者，率大眾以為國為民。如是、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能夠有了聖賢的道德，來領導人民主持國家政治，則國人的善的心理增長，而人民對於領導者有一種共同信仰心，於是人無爭鬥，天下太平，社會安樂，這是自然的實現程序。
所以、國家政治是否良善，先決的問題，在政治領袖人物是否是有聖賢的道德。如果是內具聖人之德，當然外現太平之治，自可完成救國救民救世界的工作。故在本題所討論的原則之下，不管是什麼革命意味，其主題不僅是人的問題，或是法的問題。換言之，在人治與法治以外，尚需要最重要的一種：就是治心。如是、方可發展人類的特長，得成人類進德的日新。
（燈霞記）（見海刊十八卷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