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最要的一法與中國急需的一事

——二十七年冬在重慶長安寺佛學社講——

一　引發

二　佛教最要的一法

三　中國急需的一事

四　結成

一　引發

今天的講題是「佛教最要的一法與中國急需的一事」。所以提出這個題目來講的因由，不能不先說一下：中國自有佛教以來已經有一千九百餘年的歷史，在這悠久底時間，佛教底傳播廣泛而且深到；無論大都鬧市或窮鄉僻壤都有著代表佛教的寺院僧尼，而信仰佛教者也各種各類的人都有，如歷代的賢君、良臣、仁人、志士乃至村落間的愚夫、愚婦，多以佛教為他們信仰的對象。在這樣複雜的人們來信仰佛教，當然有對於佛教的認識是很糢糊的；有些佛法的信仰是不澈厎的；即有一二賢哲之士談空說有，然往往對於佛法執其一偏之見，亦多未能握得一要義以貫通一切。所以、今天要提出佛教最要底一法來討究。復次、中國近三四十年，差不多都在天災人禍、內憂外患裏過生活，到今日已到國難最嚴重底階段。茌這樣的局面下亟欲救濟，當然要先團結人心，以政治、軍備為急務，然若從這深重的災難而推其根源，則國民心理的安否，尤其是最緊要的一件事。近數十年國民心理上已失了安心立命之道，成了上無道揆下無法守的趨勢，而目前中國正本清源的辦法，就是如何使民心有所依歸。所以從佛法最重要的一法，又推論到中國急需的一事。

二　佛教最要的一法

一、怎樣叫做最要　最要的定義，從佛教裏面講，就是說：若有了此一法，便顯然是佛教底教法；若信仰這一法，也便顯然是信仰佛教。反面來說：就是離開這一法，就不是佛教，或就非是信仰佛教。還有、因為這一法在其他底學術宗教中，有的根本沒有講到，縱使有些講到，然其理不能充分建立，故此一法唯有佛教能完全成立。

二、批評所不是　在偉大的佛教教法內選擇最重要的一法，本是不很容易的。前月在縉雲山漢藏教理院及重慶佛學社曾提出這個問題討論過，當時有人說道：佛教最要的一法是「菩提心」。一往的看來，固然佛法的功德皆從菩提心發生，但是、菩提心乃大乘佛法所必要，小乘或人天二乘就不一定需要，故不極成。有的說道：「信心」是佛教最要的一法。本來、要成為一個佛教徒，最低限度對於佛教須有信仰心；可是信心不限於佛教，僅舉信心，顯然不能就表明佛教。於是有人在信心上再加一「正」字，表示佛教是「正信」，不是通於他教的信心。然而正信、抑非正信，究竟應用何種標準來判定呢？其他宗教徒，何嘗不是以他們所信仰的宗教為正信呢？有人說道：「戒」是佛教最要的一法。戒之一法，五乘都有；從修行上、戒也的確很重要。可是沒有受戒的人，如果受三皈也可為佛教徒；而且世間一般學者，也可以對佛教作客觀的研究，以談何者為佛教，所以單以戒來範圍，就未免太狹小了。同時、別種宗教等也各有其戒條，則又未免太廣了。有人說道：「定」是佛教最要的一法。從佛教修持的歷程上說，要想超出欲界或世間，固必須與定心相應的。然佛法的欲界人天乘，即不必有定，可知佛教亦不必有定心；何況外道亦有定心的？假使說「定心」就是佛教，那麼、外道有定心，也可以是佛教了。有人說道：「慧」是佛教最要的一法。但慧有廣狹之分：廣則世間宗教、學術都是智慧的結晶；了解佛教底教義，固然亦需要智慧，然有智慧不必就是佛教。狹則智慧即指般若而言，以了知一切法空無我性的般若為智慧，此種智慧是出世間破無明斷煩惱所必需；然佛教通於世間出世間，單就世間佛教來說，就不必定有般若底智慧了。有人說道：「涅槃」是佛教最要的一法。涅槃的含義及種類很多，最普通的解釋，就是指己了生死流轉的解脫果而言。從出世法的方面說，涅槃確是根本要法；但是從人天二乘來說，就不一定是最要了。有人說道：「空無我」是佛教最要的一法。空無我本來是佛教說明一切法的共通性，要破無明、斷煩惱，先須了知一切法空無我性；然不知空無我性，亦可修學佛教的人天善法。有人說道：「無常」是佛教最要的一法。無常義通世出世間法，所謂「諸行無常」，亦是佛教最重要的觀念；可是佛法中有立一切法常住宗的，也有說「常」與「無常」都是邊見的，這可見僅說無常亦非盡然了。有人主張：「緣生」、「緣起」是佛教最要底一法。因緣所生法原是通五乘共法。緣起有廣狹之分：廣義言之，托緣現起皆可謂之「緣起」；從狹義來說：即的指十二緣起而言。廣義的「緣生」、「緣起」，有如通途所言因果。無論那一種現象，都可以用因果意義來說明，佛所說十因、四緣、五果，亦皆從因果分析說。科學所立之公例，邏輯所立「同一律」、「矛盾律」、「拒中律」、「充足理由律」，亦從因果觀念而產生。因此、單講普泛的因果，究竟未完具上面所言之最要義。

三、指定所是　此間所謂佛教最要的一法，就是從廣泛因果中，指定十二緣起底異熟因果法以言；用淺顯的名辭來說：就是「業報」。凡說明業報，既顯然為佛教；信業報的亦顯然必是佛教徒。業是一切善惡行為的通稱，報是由業所引生底結果；有善的行為即引生好的結果，惡的行為就引生不好的結果；造有漏業即得有漏報，造無漏清淨業即得無漏清淨報。如不許業報，無業無報，一定不是佛教。佛教以執常無常等但為邊見，獨不信業報成大邪見。從整個佛教底教理說，惟有業報這一法，是適合上面所說「最要」底條件。換句話說：說有業報則顯然是佛教，不說業報或不信業報即非是佛教。世間其他學術宗教有不許業報者，如主張自然而然，或主張宇宙萬有皆為神所創造的；亦有雖講到「業報」而不能成立的，如中國古書上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等語，好像有「業報」的意味。但是歷史上許多例外的事實，如孔子弟子顏淵賢而貧夭；又盜跖作惡反得富貴壽考，這不是沒有業報嗎？假使說不報之本身亦可報之子孫，然如堯舜係古之賢君，其子不肖之極，其孫曾亦無所聞，這還有甚麼業報呢？其他宗教也或有天堂、地獄之說，表面看來，好像亦有後世業報的意味。然稍究之，其說即不能成立。因為這般宗教說有一創造宇宙底主宰，這個主宰能創造支配人類及一切事物。這樣一來，善人固由主宰所創造，惡人所發生壞的行為，仍由主宰所創造，個人的行為盡可不負任何責任。若爾、善惡行為既不須本人自己負責，已失了業報的義意。還有、執事物有固定實體及人等有神我靈魂，皆不能成立業報。因為既有固定實體，或神我、靈魂，即轉來轉去皆無變化；既無變化，即善惡業皆不能改造報體，尚何業報之可言？所以從上面看，報之一法，有些根本沒有講到；有些略略講到，又不能自圓其說；真真把業報理論確實建立起來的，惟有佛教而已。佛教說明異熟因果，內容本極微細專門，非常人所能了解。不過異熟因果的普通意義，就是所謂：「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此中前世非只一世，前世更有前世，前前即無始；此中後世亦非只一世，後世更有後世，後後即無終。因為眾生底生命綿延不絕，所以業之受報亦強者先牽，無有定期。有現報，有後報，有暫時隱伏待機緣成熟才受報的，也有由相反的善業力把己有惡業克伏下來的。內容複雜，惟羅漢、菩薩與佛乃能窮知究竟。然理論上則人人皆可說得通，由此可知業報道理，惟有佛教能確立起來。

四、釋難廣成　業報、在佛教確能充分成立起來。不過、有人或許以為業報乃專從三世六道生死流轉的有漏因果方面而言，佛的出世法就用不著講業報。其實不然，世間有漏業固有有漏報，出世間無漏清淨業亦有無漏清淨報。六凡為有漏業報，四聖難道不是無漏果報嗎？十二緣起固為有漏的流轉業報，出生死、證涅槃，又難道不是無漏的還滅嗎？何況假使不是三世、六道的有漏業報難解脫，吾人又何須依佛法發心修行、求菩提、涅槃呢？可知業報通世出世間，非但指有漏而言。有人或許以為業報是從世俗法言，佛教究竟勝義諦，乃在了達一切法空。如心經：「是故空中，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此諸法空義，為大乘佛教之要點，然若謂所明空義可撥去業報，則根本錯誤！以無業無報是惡取空，非佛教所說的真空。須知佛教講空，正是說明眾生及法沒有固定不變的實我，惟其無固定之作者受者，乃可隨各種業力而轉變，所謂「畢竟無作無受者，於諸業報亦不亡」。講空最澈底、莫過於龍樹中論，龍樹曾說道：「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蓋不明空性，法法皆固定不變，尚何因果之可言？可知講空義，正所以明善惡因果悉可改轉；轉染成淨，即建立三寶，故明無我無自性義，亦正所以成立業報之可轉而已。講空無性如離掉業報，與虛無外道斷見何異？有的人或許以為佛教最精要的在明唯心、唯識，業報並非必要。殊不知佛教之說唯心唯識義，正為成立業報之理。因為外道執有固定之主宰，或神我造作萬有，佛乃說三界唯心所造、唯識所變以破之。遣我法二執，說明一切法種子攝持於阿賴耶識，不起時仍無散失，異時異地仍可受報，淨法熏習可培植無漏種子，然後才可證得無上菩提之果。講唯識如離掉業報，與通途唯心哲學有何差別？又何須大乘唯識論呢？業報道理已略說過，可知從淺至深，由下至高，佛的教法皆不離此一法。今本此一法，進一步來討論中國急需的一事。

三　中國急需的一事

一、急需再建民族文化的重心　上面說過，中國構成這樣空前的國難，乃由於民族心理之先失安定。換句話說：就是中國民族已失了文化的重心。我們知道民族生命的歷程是取決於民族的歷程；一個民族的生存，除了土地、主權、人民以外，差不多以「文化」為主要因素，所以一個民族生命的開展，依靠於某個民族文化的創造力，民族文化有了重心，民族生命就不致衰亂。中國自漢朝罷黜百家專崇儒術以來，周、孔的儒家文化，差不多成為民族文化底重心；其他黃、老的道家文化，乃至墨、法、陰陽諸家文化，都附從在儒家文化的下面，或匯為道教；到了東漢，佛教由印度輸入中國，經魏、晉、南北朝而入隋、唐，佛教遂成為民間普遍的宗教信仰；然民族文化仍以儒家為主體，潛匯的道教文化、及傳來的佛教文化，雖已盛行於當時農工商社會，成為一種風尚，然社會上層的士大夫階級，固仍以儒教為骨幹也。歷六朝入隋、唐後，遂有儒、釋、道三教區分鼎立，而釋、道二教且有遷就儒家思想之趨勢。趙宋以後，中國整個的民族，乃成為儒、道、佛三種文化底內分泌所滲透的民族，即所謂儒家文化，亦早受道、釋底影響，其中內容已不盡是儒家的本真，一般讀書人或士大夫，因為裝飾門面，仍認儒教為中國正宗，斥釋、老為異端，其實思想本身已含有釋、道的血分，所謂「理學」，就是外儒內釋或外儒內道底結晶品。清朝外族入治，仍依儒及釋、道為文化重心，因為不如此，即不能安定下去。明末張、李之亂，清季洪、楊之變，都是不曾把握得此一民族文化重心底關係，以致立不住腳。然自五囗通商以來，中國漸成為與歐、美、亞各國間來往的一國，屢受屈辱以後，把從前那種鄙夷的看法，逐漸有羨慕模倣傾向。最初羨慕的在乎兵艦、槍砲，以為這是列強惟一的強處；從中日戰爭失敗之後，更模倣法、政、農、工各方面；庚子之後，遂把中國本有政教底重心喪失殆盡了。辛亥革命以後，構成政權迭更，軍閥割據的局面。至民國七八年，發生新文化運動之思潮，同時更有俄國式之共產革命思想的流傳，社會現象皆陷入劇變狀態。經上述重重改革變動之後，從前儒教為主的民族文化，已逐漸崩潰了！到了現在，急需再建一民族文化底重心。

二、演變成新儒家的不能　由各種新思潮與固有文化相摩擦，社會制度底改變，有識之士已逐漸注意到文化的重要，這是一種應有的趨勢。但是如何再建文化底重心呢？有人以為自西漢以來，中國雖有黃、老的道家文化為骨幹及墨、法諸家學說，然民族文化底重心，固早以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刪訂六經的儒家思想為主；至東漢經魏、晉入南北朝、隋、唐、釋、道兩家有相當的發展，然維持政權民心的仍以儒家思想為主。五代入宋，遂演成採取釋、道精華的新儒家宋明理學。所以有人以從前底結果，推論今後當仍由吸收西洋學術工業文明，以構成一新儒家，重建民族文化的重心。這種推想，比較一般專主恢復固有文化的，確是高明很多。但是我們要知道，宋明理學構成的新儒家體系，所以能維持下去，還是因為自漢以後中國社會仍以宗法的家族制度為基本。社會既建築在大家族制度上面，儒家文化的特點，即在家族中心的倫理道德，當然與家族制度為中心的社會能相調適。所以佛教輸入到唐、宋以後，僧尼寺院亦帶有儒化的大家族意味。然而現在的中國，已成為與今歐、美等各國國際來往的一國，政治制度、教育制度乃至經濟制度，時時在劇變適應之中，現代國家是合全民族力量所成的戰鬥團體，中國如果不改變舊的形態，就不能具備現代國家的條件，不配加入現代世界中。蓋自產業革命厎結果，經濟上已變成資本主義底社會；城市的發達，財富底集增，工商業底的興盛和擴大，帝國主義之向外侵略，在在對於吾族文化底本身有絕大威脅，逈非宋、明時代所能比擬！所以從產業革命變成工業社會之後，已將從前家族分化，要想維持大家族制度已經是不可能了。所以、中國不想改成為現代國家則已，要想成為現代國家，則家族為中心的社會已成過去，而家族倫理的儒化亦難復活。且就家族中心的社會底本身而論，其缺點亦甚多，最顯著的，就是：一個人為家所累，不能把他的精力貢獻於社會，因此埋沒了許多天才。即有為國為民的舉動，亦皆先以身家為重，須「行有餘力」，乃能為及國群。等而下之，在反面又養成多數苟且依賴於家族親故而生活的不健全分子，法律的不能嚴正，政治的不能廉明，強半乃因於此。中國往昔有賴家族的維繫，然今後則必趨崩潰，而民族文化底重心，亦不再屬儒家了。

三、全盤西化的不能　演變成新儒家既不可能，另有一部份人則主張全盤西化，並以西化即為現代化。我們知道現代化或西化的特徵，有個人資本主義、或共產社會主義的兩種國家。但是個人資本主義國家，由歷史的演進看來，已漸趨崩潰途徑；而共產社會生義國家，猶未有建設成功的把握。西化本身既有缺點，且中國沒有近代科學工業生產力做基礎，貿貿然主張西化；就西化的分野上說，中國究竟要用何種西化——個人資本主義呢？還是共產社會主義呢？都是很難決定的。此說全盤西化的不可能，當然不像「與古為徒」的先生們，主張中國固有文化是如何的「萬能」似的，而抹煞別個民族文化的優點；但是也不像中國現在有些為了國家衰弱，如因噎廢食地看不起自己的文化，對歐、美文化就盲目承受，而抹煞數千年先哲心力血汗所培積的文化基礎。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有它的內在性，也都有他的歷史地理因素，所以全盤西化是事實上做不到的。

四、確信業報到各自負責　演變成新儒家或全盤西化既均不能，我們便回溯到上面所講佛教最要的業報一法。從業報所含的「自作自受，共作共受，先作後受，不作不受」的最高原則：一、應用到政治方面，就可以養成自立的個人與愛國的公民。我們知道，中國到了現在，已處於存亡絕續之交！然這樣空前的國難，一面固然是暴敵破壞非戰公約，蔑視國際聯盟，有意擾亂全世界的和平，對於中國侮辱所造成；可是從業報的道理看來，暴敵之所以敢打到我們領土來，何以不敢以對我之行動去對付英、美、法、德，我們亦必有自取之道。孟子說道：「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國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就是此意。這次執行神聖的民族抗戰，我們必須全面持久以期於勝利，以保持國家之完全獨立；可是從業報的道理看來，除了有健全的政治機構外，個人方面尤須深切反省，自力更生，養成為自立的個人與愛國的公民。惟有成為自立的個人與愛國的公民，才能除掉貪黷卑污依賴苟安的缺點，民族的意識才能強化起來！二、從業報的原理應用到學術方面，我覺得需要一種按照森嚴因果律的論理數理的訓練，儘量發揮中國學術的優點，糾正補充其缺點，使中國學術永遠存在，繼續發展，只有改造，不會消滅，只有進步，不會衰退，必如是中國文化乃為活文化而非死文化，有世界性且有未來性。三、從業報底原理應用到宗教方面，覺得一神的宗教都不適合於現代思想，上帝的存在已被科學否定了；今後宗教、無疑地須具有理智的成分才能存在。佛教底教理，被世界學者公認為最富理智的產物，我們能從佛教業報的道理作為唯一的依歸，則富於理智的專一信仰，也不難確立了。四、從業報的原理應用到道德的實踐，則可貫通於功利、超功利之間，徹上徹下。中國傳統的道德，重在動機不重結果。從前膠西王問於董仲舒曰：越王勾踐用五大夫而霸中國，可謂仁乎？董子曰：仁者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漢書作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而不許其仁。陳同甫日以王霸雜用、報仇雪恥為事，而朱晦菴說他日在利慾膠漆盆中。董、朱的意思，以為聖人之道，雖在患難困窮之中，要有覆天蓋地、民胞物與的氣概。我們祗要明明德以感化人群，不必分別人我，計較利害，而佛教的業報法則應用於道德，也可如此。確信業報善惡的行為，只問義不義，不問利不利，遇有顛沛患難之事，亦可逆來順受，直下承當，不希望於將來，更不留戀於過去，只認定現實，把握現實，積極向是處善處前進；所謂「眾生畏果、菩薩畏因」，「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均是此意。又以業報應用在道德底功利方面來說，有些好不好行為，可以得現前的果報；有些行為，雖然眼前得不到反應，但是只要你相信業報，不久的將來或後後的將來，仍然是要受報。以這樣業報法成為正確的信仰，則但能行善行義必有充分的功利結果，可以使各人增加自己不少勇氣，做到政治上、學術上、信仰上、道德上各各自負責任，以積極的提高個己，貢獻人群，實行自利利他的弘願。民族急需的一事，恐怕就在這一點吧！

四　結成

由佛教最要的業報一法，推論到中國急需重建民族文化重心的一事，在信業報以各自負責；其中間沒有絲毫勉強粉飾的地方。這種認識，不消說在每一個佛教徒是很需要的；尤其是抗戰建國最艱苦最吃緊的時期，這種從民族共業的善因培養，無疑的是抗戰建國自力更生的基本工作。抗戰建國的基礎，在於精神力量與物質力量，而信仰別業共業的業報，尤為精神力量之主幹，由信仰業報做自力更生的哲學基礎，才能不憚改過，不憚遷善，負起抗戰建國使命。基於自作自受——別業——，共作共受——共業——的宇宙人生大法，積集無數的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文化上勝利，纔能完成真正的最後勝利！

（虞愚記）（見海刊二十卷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