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虛大師全書.第十三編 宗用論(第1卷-第22卷)

發揚中國文化與佛教以救國救世界

——二十二年八月在廬山大林寺講——

一 為民的中國文化

二 為眾生的佛教

三 近代歐美文明的立國做人之道

四 發揚中國文化及佛教以救國救世界

這廬山大林寺有了十來年的歷史。在最初發起重建大林寺時,即預備每年暑期開演講會,為來山避暑者作佛學的研究討論。但在這中間,有四五年停止未講,至去年曾恢復開講。今年除發起講金剛經外,並發起講演會。機緣很好,來山的人特多,而講演者有戴季陶先生講過兩次,蔣雨岩先生講過一次,這次又有王揖唐先生來講演,可謂難得的勝緣了!太虛這次除講金剛經外,不曾預備作普通演講,今日大眾推到我,不得不拈一個題目來講幾句。

一 為民的中國文化

中國古書中的易經,可算是一切中國文化思想的源泉。故在中國文化思想上所說明的宇宙萬有原理,即易經所謂一陰一陽之為道,以道是無所不存無乎不在的。古來的太極圖,即表顯一陰一陽互助相資息息相通之道的,設此一陽沒有了,而彼一陰亦不能成,如有了彼陰即顯出此陽來。以此太極雖指全宇宙而言,而一人一物亦各是一太極。例如一花一草,莫不是一陰一陽而成的,故宇宙萬物、流行不息,變動不居,可謂之氣化宇宙觀。故中國文化上貫通宇宙萬物的原理,乃是無平不頗,無往不復的。講到人生的本性,古書云:「人者,仁也」。但仁之本義,則為「人偶人」,即由此人偶人的互相關係而成人倫:如偶於父母則為子,偶於兄弟則為弟兄,偶於夫妻則為妻夫,乃至於對師則為資、首則為從等種種關係。故人即成立在人與人相偶的關係上,若只一個人而沒有相偶的關係,則不成其為人矣。又人即依此諸倫間的理性,而成人類的種種道德: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皆得其和洽而自成其樂。即於此種種道德關係上做到相宜相適,即謂之義。義者、於行事上種種做到相宜之謂,仁者、人偶人互相關係性之謂。故仁即倫理關係之本性,而義為倫理關係之正行。故我們這「人」,即人偶人的仁,若失去此仁,則不成為人矣!

中國於宇宙人生一貫之理,又謂之「中」。莊子云:「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此環中即一陰一陽循環之中也。又云:「允執厥中」;「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此中皆即陰陽互成之中道。若在平常行事應用,即曾子所謂之「忠恕」。恕者、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即不以不義之事加之他人,此即止惡之義。忠者、盡己之力去做合理利人之事,此即行善之義。依此做人,即成為做人之道,依此立國,即成為立國之道。然做人之道亦有難言者,例雖能對於父母做到相偶關係上的合理適宜,而仍不能得父母所諒,甚或反為所厭惡;若如此於做人之道,究應如何呢?於此當引為自己於孝道之未盡善,應反求諸己,認為本人未能竭其精誠之責任,而益盡力去做到適宜恰當以求人偶諸倫和洽之義務。此是舉孝為例,於其餘一切事所未能做到好處,皆當反省而求諸自己,不要怨天尤人,所謂「明其道不計其功,行其誼不計其利」,如斯則能完善圓滿其人格。這是把自己提高,從克己工夫做起的行為,並非想法去對治他人的。似乎這樣是屈己為人,不知為人正是成己,所謂「既以與人己愈多」,故為人好正是為己好也。若依此而立國,即中國古書所謂「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致知必先格物;「物格而後知致,知致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故欲天下皆得平安,須將自私自利之物欲,克治乾淨,即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依此以言求天下之平安,並非拿己國的力量去征服他國,乃從己國先將自私自利的劣點除去乾淨,以大公至正的存心,去做天下為公的大事業,而求世界和平安寧的幸福。故真正立國之道,不在求己之如何強富,如何優勝,要在求世界各國共同的和平安寧。觀他國有太過者應勸導感化之,有不足者應補助扶植之,與以各種方便;由天下各國皆得其平安,以保全己國和平安寧之幸福。天下各國未得平安,則引為己國未盡其克己自治之責任,茍世界各國無不如斯,則天下未有不平,而國未有不治者也。以世界人類息息相通,決無天下不平安,而己國獨得其寧之理,故求世界各國平安,即是求己國之治理也。

中國文化上的立國之道,即為教化政治合一之內聖外王的政教,故古來聖賢治國,皆從施教化而行政治。記得中山先生曾說過中國文化是王道,西洋文化是霸道的話。這王道,是以惻隱愛人之心而拯民水火為出發點的,古書云:「天生蒸民,作之君,作之師」。孟子謂伊尹視天下之飢溺猶己之飢溺,以「先覺覺後覺」之責自任。中國文化的王道,是以教化為本,政治為輔的,故孔子謂「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也。中國文化的王道是為民而設的,所以孟子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即現在之政府,社稷即今時之國家,其所以要國家、政府者,是為保民的安全而增高人民之道德。若國家政府不能使人民安全、道德增進,而反為擾民害民的事,則失其立國為政之意義與價值。范仲淹所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亦只是為民去憂、為民得樂的王道。如不為救民而立國,只為立國而立國,已經不是王道而為霸道;若為功業榮貴之威權,為子女玉帛聲色貨利之享受,則等而下之,更不足道。但從王道而為民立國施政,則功業榮貴等亦即不期然而自成就,所以由為民而成的功業,方為真正之功業,乃得「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之功業也。此其功業之成就,既由民力為本,故應報民之恩,盡保安人民之義務;且邦國能垂久遠,得人民之愛護,方能成為不朽之功業,故為民亦所謂自求多福,發揚廣大,永垂無疆也。

二 為眾生的佛教

眾生有二解:一、生即普通所謂動物之有生命的,眾即佛法中所謂五蘊眾法,由五蘊眾法聚合生成名眾生。二、眾生謂眾多有生命之類,如金剛經云: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乃至有想無想等類;不但專指有形之眾生,而無形之眾生,無不含攝。但佛教怎樣為眾生而有呢?以有眾生則有佛,以有佛故有教法,直言之,為眾生故而有佛教。從切近上說,即各各為度自性之眾生,以不了五蘊假合之理而妄生種種執見,謂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起貪、瞋等惑,造殺、盜等業,流轉生死,受大苦惱,故各各皆為度脫自性之眾生也。二乘人發心,即為如此解脫自己之苦,所謂視三界如牢獄,以生死為冤家,其所得之果為羅漢、辟支,此是做到佛法中的一分。若大乘菩薩發心,即普為一切眾生之類,所謂若有想、無想等,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涅槃者、即離一切苦得究竟樂,由如是發心,如是修行,而圓滿佛果的一切功德,乃能將原來的大慈悲心實行做到,而作種種方便以濟度一切眾生,現種種身,說種種法。故大乘菩薩之發心,求無上菩提,不是為名利恭敬自得其樂的,乃是代為一切眾生受苦而成佛施教的。但真正做到佛果,即成世尊,即不期然而然為三界之尊,眾生之師,人天之所歸仰,而始終是以慈悲為本,方便為門,而成大智慧圓滿種種功德,故云以為眾生乃有佛教也。

此為眾生之佛教,乃根據佛所說一切法因緣生之原理而來,以佛法是為眾生的,因眾生而有佛法,可通一切法皆因緣所成義。以佛法中所謂法,即指普遍一切法,皆因緣所生,比一陰一陽之道更來得透澈深妙,以一切法皆由各別的因與眾多的緣所成。故每一法當體即是因緣,並不是因緣在法之外。如說人是五蘊合成的,若離五蘊假合之因緣,則無人可得,故因緣通於內在的關係與外在的關係。又如一間房子,若離去門窗磚瓦樑等,則無房子可得。且此內在外在的關係,皆息息相通,如今在此講堂中,我的鼻息呼出則遍吸入於眾人,而眾人的出息亦皆入於我,由一切關係的交互相遍相通,故一法即攝一切法,而一切法不離於一法。佛為、即因眾生種種機緣成熟,佛教乃出興於世,即法華經中所云:「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所以、佛法不但是為眾生的,若離去眾生,亦即無所謂佛法,以佛教之自性本空也。由此而觀一切法自他交互之關係,以一法為自,則餘一切法皆謂之為他。故我們做人之道,一切起心動行,皆是普為利益其他而出來的,則一切皆善,故結果得到自他俱利。若為損害而起之心行,則一切皆惡,其結果則自他俱害。故做人之道,應當以利益一切他人為本,此即所謂大悲心;隨其機宜而行,則又方便多門也。做人之道如此,立國之道亦然。

三 近代歐美文明的立國做人之道

總上言之,所謂為民的中國文化,為眾生的佛教,都在改善本身,提高本身,除去其劣點而發揮其優點,然後可以現出中國文化為民的功用,及佛教為眾生的功用。有許多人只看近代歐美文明的科學發達與工業進步,誠然是很特色而為向來所沒有的,但在其做人立國之道看來,則適為罪惡之聚。近年中國內訌外患、人禍天災之洊臻,乃由現代世界趨勢之所逼成;居今日之世界,無以變今日之趨勢,則國與國間、人與人間,方將肉搏火併,益演其相傾相奪相殘相害之劇,同歸於盡。中華之民族與國家,亦安有倖逃之理,由此非救世無從救國,而救世的方法,則端在改易近代——歐、美以至日本等——的立國之道與做人之道而已。

近代之立國之道,唯以己國富強為目的,而以侵略弱小國家、壓榨柔善民族為手段以達到之,用其已有之富力強力,向其他國家民族為一度之侵壓,以之益增其富強力,而進為擴大之再度侵壓。若將國族縮小作個人觀之,則此種行為,實為一極鮮明之強盜;循此軌轍一而再、再而三以前進不已,必然造成現代之帝國主義趨勢。夫使世上只有一國能為帝國主義,或猶可橫行無阻,而實又同時不止二國三國或五六七國,因此乃發生軍備競爭,日日擴充海陸空軍,研究防禦他人及攻擊他人之具。由帝國主義之戰鬥,迫令世界人類,悉索其才智與財力,走入極度相殘殺之途。前次歐戰,雖猶使人恐悸之未已,而世界二次之大戰,乃日益煎迫。每國軍備費,皆已超過國民經濟上能負擔之力量,於是直接引起經濟之恐慌,間接波及政治與思想之混亂,使大戰之機愈益成熟。雖屢開軍縮會議,皆存一縮他國而擴己國之陰謀,空談種種限制而毫無效果。且以毒氣飛機等之新戰鬥具,急激增加第二次大戰之殺害力與殺害量,此為由近代立國之道必至之一事。復次、使世上被侵壓之柔弱國民,可永為欺凌而絕無反抗之覺悟與能力,或猶可聽受若干帝國主義者之角逐吞併,卒歸於一,乃不幸其被侵壓者實為同此氣血心知之同類,受侮既深,慮患益亟,柔弱可變而為剛強,獨立自決,聯合抵抗,風起雲湧為全世界弱小民族一致之呼聲,共同之行動。凡帝國主義所取為侵壓之具者——例如科學機器軍械等——,被侵壓民族亦得資為抵抗之具,俾帝國主義者之繁榮富強,再不能穩立及擴進於柔弱國民痛苦呻吟之上,而促令帝國主義者為加緊其防備,不能不愈增敲剝而激爭鬥,此為由近代立國之道必至之又一事。由此二事,乃造成國際世界非常之危險。

近代之做人之道,唯以個人權利為目的,而以佔領生產工具——勞力機器等——,奪取公共剩餘為手段以達到之。據其已有之資本,向他人為一度之佔奪,以之益增加其資本,而為擴大之再度佔奪。若除去其假文明面具而作露骨之觀察,則此種行為,亦為一極鮮明之強盜。循比軌轍以盡量應用科學,憑藉機器,減輕工本,擴充生產而前進不已,必然造成現代之資本階級趨勢。夫使世上只有一個人或一個集團為資本階級,或猶可橫行無阻,而實又同時不止三個五個或十百千個,由此乃發生經濟競爭:佔據原料也,壟斷商場也,祕密製造技術也,高築關稅壁壘也。各個人或各個集團,皆欲唯自己能充分生產,充分銷售,以把握住人類經濟之支配權力;而從事減低他人之生產力,堵塞他人之銷售路,使他人皆降落於無產地位,以期獨為最後唯一的資本階級。由此銷售呆滯,生產過剩,工作減少,則無產者之失業增加;商場凋敝,則中產者之倒閉屢見;民眾之購買力愈低落,社會之經濟力愈枯窘,於是最近三四年全世界之經濟恐慌,乃日益演進,迄今挽救無術。前者白里安之倡「歐洲經濟同盟」,最近路德喬治羅斯福之開「世界經濟會議」,亦卒毫無效果。且以蘇俄國營商品之傾銷等,愈促個人資本主義之崩潰,此為由近代做人之道必至之一事。復次、使被佔奪淨盡而陷於無產之群眾,或毫無物質之奢欲,或毫無結合之能力,或有安定之工作而不感覺困逼之生活,或有敬愛之情趣而不發生抗爭之意識,則猶可任資本階級之自相傾軋,而無需經濟組織之根本改革,乃不幸彼無產群眾之物質奢欲既極昂奮,而又時以失業而感生活之困苦,乃由復仇洩憤,奮起其廣大之團結力,誓傾覆資本階級,而使一切生產工具概歸無產者掌管,於是有各種社會主義之運動,勞動團體之組織,終致有蘇維埃俄羅斯的共產黨所建無產專政之國家出現,代表無產階級而為「第三國際」之組織;且以聯合被侵壓各弱小民族為號召,以增加其力量,而以代表資本階級之帝國主義集團相決鬥,此為由近代做人之道必至之又一事。由此二事乃造成人類社會非常之危險!

四 發揚中國文化與佛教以救國救世界

今日全世界各國人民,同處在此兩重之危險中,中國民族則為被侵壓之一柔弱民族。各柔弱民族自主之獨立之國民革命,亦不過由近代立國之道之結果所激成之反抗耳。蘇聯社會革命之全世界赤化運動,亦不過由近代做人之道之結果所激成之反抗耳。然則中國其將由國民革命而追步英、法、德、美、日、意之後塵耶?抑將參加社會革命而追步蘇俄之後塵耶?然學步英、日、等亦非易,非有二十三十年不克完成,恐不待完成,而已須隨同近代之資本主義國家而沒落矣。而學步蘇俄亦為非計,以其出發於仇恨之報復,仍為伸此屈彼之壓奪行動。凡建築在他人慘痛怨毒上之福樂,必難安享,故唯為愛人、為拯民水火而革命之中國古聖賢文化,乃可拯救中國。

然中國不應在近代立國做人之道所產生的危迫中討生活,以造成一現代的國家爭得一較優的地位為目的,而應致力於改革近代歐、美的立國做人之道。如能將近代的立國做人之道完全改變,則由近代立國做人之道所生起之困厄,皆可解除,國民革命、社會革命皆失其對象,亦自然無所需要;而中國民族在各國民之和樂中,亦當然同得其幸福之安享。由近代所發明之科學,所造成之機器等,亦皆可為世界人類有益無損之應用。其能有力的根本的改變近代立國做人之道者,即為為民的中國文化,與為眾生的佛教。中國有為民的中國文化與為眾生的佛教,故我們應擔負這種由救世界而救中國的大責任來,以造成中國與世界的和平安樂。

(葦舫記)(見海刊十四卷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