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薩行與新生活運動

——二十九年四月在星洲中正中學講——

中國平常人的觀念，以為菩薩就是偶像的代名詞，其實偶像很多不是菩藶，菩薩也不一定有偶像；立像不過表示恭敬的意義。菩薩是略語，正云菩提薩埵。菩提、是對宇宙萬有的最高覺悟，薩埵、是有情的意思。有情比人的範圍還寬，佛學上譯為眾生，所以菩薩即是求覺悟的眾生。譬如人類有能達到最高知覺的可能性，倘有大的志願而去求佛的最高覺悟，這個人就是菩薩。中國古書上，講君子、賢人、聖人，就是指有特殊仁智勇的人；菩薩的意義，也是如此。菩薩的行為，首先是不存心自私自利，能犧牲自己，為社會服務，替公眾謀幸福。現在我們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正須要犧牲自己，為國家民族求生存自由的菩薩行了。所謂菩薩行，即六度行：第一、布施：如金錢、生命、全都可供獻國家民族，及為世界人類乃至宇宙一切眾生而犧牲。我國古代的伊尹，被稱為聖之任者。謂如一民未免饑溺，如已罹於溝壑，就是菩薩行的第一行。等二、持戒：就是應守的軌律，這不但惡的消極不做，而尤在善的方面積極必做，故有積集一切善法戒。將不應做的事不去做，應做的事業行起來，這是聖賢行為，與普通豪傑行為不同。因為豪傑所作的事業，未必盡是善的，而聖賢所做的無往而不是善。所謂：「行一不義，殺一無辜，雖得天下不為也」；也即是夷齊的聖之清者。第三、忍辱：這並不是含冤受辱，而是一種寬容大度。從大覺大悟的胸襟，見到普通人很多易犯幼稚病。譬如我們為大眾謀利益，或有人不諒解的，應以精誠感服，而自己仍孜孜不息的行善，絲毫不動於心，由此得到其心悅誠服，就是孟子所謂柳下惠的聖之和者。第四、精進：這是精純無雜的進行不息，認定真理即孜孜不倦，為正義和大眾利益去進行。無論遇到怎樣大的困難，都能克服而不為所阻。古來禹王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又如墨子為普利天下，摩頂放踵，這就是菩薩的精進行。第五、禪定：不限靜坐，大學中所謂：「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因為精神力量很大，我們不能集中，隨外境散漫，故力量小了。譬如我們中國偌大地人民，就因為不能團結一致，所以受倭寇的侵略；但近來中國能精誠團結，全國統一了，也就能夠抵抗他了。我們常由物欲的引誘，精神不能集中。古書中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又顏回三月不違仁，這都是定的修養。這樣、方可擔當大事，作濟世利人的事業。第六、智慧：對事理要有頭緒，並有明切的經驗，然後方少有錯誤。有此大智大慧，就成為人哲，像孔子、孟子、都是有超人的智慧，所作事業才沒有不好的。平常所謂學佛菩薩行，與其他的宗教不同，因為其他的宗教，只係信仰萬能的神，而學佛是以佛的覺悟為標準，由人或眾生依菩薩行去漸漸達到佛的最高覺悟。

新生活運動，就是把從前謂為個人私德的禮義廉恥，社會化、國民化了，成為中國民族必有的行為準標，乃成為國民公共的道德。管子說的：「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新生活就是要在我們日常的公眾生活，高張著四維，變成我們嶄新的道德，由此使國民的道德提高增進，這樣一來，我們的生活都合於禮、義、廉、恥了，一切越軌的事件都沒有了。中國有五千年的光榮歷史，現在受人侵略，古人所謂「知恥近乎勇」。把過的恥辱除去，將光榮恢復光大起來。有禮、義、廉、恥，則自然會奮發成功的。再進為廉潔的政治，則民權平均發達，各得其義，而民生充實，彬彬有禮也。菩薩行既然就是我們古聖先賢的道德綜合，而禮、義、廉、恥，也是先民道德的結晶，把他貫澈到個人、家庭、社會和整個民族，便是達到了新生活運動的目的。

（葦舫記）（見訪問日記）